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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要

时间:2017-6-27 1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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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敏

    通州区的考古工作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60余年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考古工作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是通州区考古工作的起始阶段。1959年6月,通州区进行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对区内的古城址、古墓葬等进行了调查,建立了文物普查档案。1982-1983年,通州区进行了第 二次文物普查。这一阶段还对村民建房及平整土地等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古墓葬及窖 藏进行了清理。这一时期通州区内发现的古代墓葬中除少数经正式发掘清理留下资 料外,大多数均遭盗毁,且未经正式发掘 清理,没有留下墓葬资料,仅收集少数出 土器物或墓志。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 纪末是通州区考古工作的持续发展阶段。 随着文物保护意识的日渐增强,通州区考古工作取得一定成果,如1988年通州新城北街发现辽塔地宫。1995年6月,宋庄镇菜园村发现古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穿孔石斧、商周灰陶袋足鬲、春秋战国夹砂红 陶深腹鬲等器物,区内发现部分汉唐及辽金元时期墓葬。1997年,通州区进行了第三次文物普查。1993年、1995年,北京市文物局分别公布东垡和里二泗为地下文物埋藏区。
    进入21世纪后,通州区配合基建的考 古发现越来越多,通州考古工作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配合通州区各类基本建设开展的考古发掘项目多达40余项,发现了部分遗址及大量古墓葬,并公布了部分发掘简报,为通州区考古研究的开展积累了重要资料。 2000年、2011年,北京市文物局先后公布菜园村、小街、坨堤村、南屯村为地下文物埋藏区。
    一、史前及夏商周时期考古发现
通州区目前已发现的史前及夏商周时期遗存较少,仅有1处遗址、1处化石出土点、2处窖藏及少量战国时期墓葬。
    1966年2月,当地社员在永顺镇红果 园村西土岗平整土地工程中发现一小土坑,内摆放刀币四层,重约15公斤,为战国时期燕国刀币。
    1974年冬,尹各庄村群众在开挖草 木炭的过程中发现化石。1975年元旦,北 京市地质局水文地质一大队草木炭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 坡、袁振新、卫奇等同志在出土地点距地 表约4米左右泥炭层中又采集到大量的化 石,包括大量植物碎片、木屑、半化石的 菱角、莲子、榛子和其他一些植物种子,大量的微体古生物化石,如介形虫、孢粉 等,脊椎动物化石有鱼类、鸟类、啮齿类 和偶蹄类,以及无脊椎动物化石如螺蚌 等。根据目前资料,有学者初步认为,草木炭层的时代属全新世早期—中期。
    1972—1992年,宋庄镇菜园村陆续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穿孔石斧,商周灰陶袋足 鬲,春秋战国夹砂红陶深腹鬲,汉代红、灰陶片,北朝酱釉瓷罐以及唐代白釉瓷片 等。同时发现破坏严重的汉代砖井3眼。根据出土器物分析,菜园遗址一直从新石 器时代延续至唐代。
    1981年12月,中赵甫公社砖瓦厂工人 在中赵甫村西一里处取土时发现青铜器,文物部门最终收集了包括青铜鼎、球形 敦、豆、匕、勺、匜等战国时燕文化青铜 器共计42件。程长新根据形制与纹饰判断这批青铜器当属战国中晚期,且中赵甫位于战国时燕国的范围内,为研究燕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通州区目前发现战国墓葬5处。东垡 墓群位于于家务乡东垡村西北—东南走向土岗上,1969年西北土岗出土青铜鼎、豆 等。1983年村民建房施工过程中在此处发 现1座战国时期土坑竖穴墓,出土战国灰 陶网纹大口罐、侈口高领灰陶罐及青铜镞 等。晾鹰台墓群位于永乐店镇德仁务村西北至东南走向土岗上,墓葬多数为土坑竖穴,出土有战国侈口高领圈足灰陶壶、夹砂红陶罐等。山岗子墓群位于张家湾镇南火垡村西南土岗上,发现数十座土坑竖穴 墓,出土有战国青铜戈、镞、镜、带钩、銮铃及半圆山纹瓦当等陶器。2004年2—3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马驹桥镇凉水河北岸西环南路发现战国时期长方形土坑竖穴墓1座,直壁,平底,葬式为头南脚 北的仰身直肢葬,随葬的矮裆陶鬲、陶簋 和铁斧等与北京地区以往发现的战国时期墓葬的情况是一致的。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运河核心区5号地块占地范围内发现战国时期竖穴土圹墓3座。
    二、汉代考古发现
    通州区汉代考古发现成果主要包括城 址的调查、墓葬及窑址的发掘清理等。
    通州已发现的城址为西汉路县故城和 东汉雍奴县故城。西汉路县故城位于潞城 镇古城村东北,现仅存北墙东部残段,长41米、宽18米、高约4米,夯层清晰,厚约0.10米,夯层内曾发现夹砂红陶片,判断年代为西汉时期。据韩嘉谷先生考察,东汉雍奴县故城位于永乐店镇德仁务村,德仁务村晾鹰台即为其残存的东城门,土城 四面城墙皆已不存,仅在东城墙南段存留土岗,从东城门到东南城角处不足300米。 贯穿村内的南北大道上可看出南城墙的位置。根据遗迹推测,原东城墙的整个长度约为500多米。从晾鹰台内填土中多有汉绳纹砖等遗物看,城址年代不晚于汉。
    通州区已发现的汉墓数量较多。通州区三次文物普查过程中先后发现了晾鹰台 墓群、山岗子墓群、德仁务墓群、铺头汉 墓、六合墓群、里二泗墓群、召里墓群、 垛子墓群、坨堤墓群等,这些汉墓大多 仅做简单清理,墓葬资料不全。1983年5 月,对德仁务墓群进行清理,墓葬封土东西长25米、南北宽24米、残高5米,为半 地下砖室墓。南向,双墓道,共17室。墓 壁皆一陡二伏相间砌法。墓道与甬道券 顶,墓室四角攒尖顶,耳室盝顶。墓室、 墓道均墁模印乳钉菱形图案方砖,耳室墁 素面方砖!。1983年,永乐店农场畜牧场发现东汉砖砌多室墓,墓室顶部除侧室为 船篷顶外,其他各室皆为盝顶。随葬器物 均为陶器,有壶、碗、盘、仓、方案、 楼、鸡、狗等。此类多室墓为北京地区首 次发现。
    进入21世纪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 配合通州城市建设过程中陆续发现数量不 等的汉墓。2002年土桥村发现汉墓37座,其 中竖穴土坑墓10座,砖室墓27座。2004年2—3月,西环南路发现东汉时期墓葬8座,其中砖室墓5座,竖穴土坑墓3座。2006年,潞城镇霍屯村武夷花园月季园发 现汉代砖室墓10座,墓葬由墓道、墓门、 甬道等部分组成,平面多呈“甲”字形或 “中”字形,建有斜坡状墓道,依墓葬形 制可分为单室墓、双室墓、多室墓三种类型。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判断墓葬年 代应在东汉中晚期。2005年11—12月,六环路天然气、成品油及航空燃油管线沿 线发现汉墓7座。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通州区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现 汉墓3座。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通州区运河核心区建设过程中发现汉墓2座。 2011年8—9月,通州砖厂村发现汉墓5座。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通州区 运河核心区5号地发现汉墓24座)。2013年 3—5月,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C地块 发现汉墓20座。
    通州区已发现的汉代遗存还有4处窑 址和4处钱币窖藏。2002年,土桥村发现 汉代窑址3座。2006年,潞城镇霍屯村武 夷花园月季园遗址发现汉代窑址1座。 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通州区宋庄文 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现汉代窑址1座。2012年7—8月,通州砖厂村发现汉代窑址5座。4处钱币窖藏分别为:烧酒巷钱币 窖藏出土汉代“五铢”铜钱约1吨,北仪 阁钱币窖藏出土汉代“五铢”钱数十公斤,东石村钱币窖藏发现“五铢”铜币 重约500公斤,西定福庄钱币窖藏发现汉 代“五铢”铜币重约1吨。
    三、晋唐时期考古发现
    通州区已发现的晋唐时期遗存数量较少,主要包括北齐长城遗址、窑址及墓葬。
    通州境内北齐长城遗址位于通州永顺 地区南关村一带。该段长城始建于北齐天保八年(557年),今通州境内长约30余 里。现通州境内仅存窑厂村一段土岗,呈 西北—东南走向,长约150米,基宽约15米,残高4米。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配合通州基本建 设过程中发现窑址18座。2007年8—9月,通胡大街附近发现隋唐时期烧制砖瓦窑址1座,窑址平面呈“甲”字形,由操作间、火门、通风道和出渣口、火膛、窑室及窑床、排烟道组成。2009年8月,通州区马驹桥物流基地D01地块发现唐代窑址1座,平面呈不规则形,坐北朝南,由操作间、窑门、火膛和窑室四部分组成。2009年12月,通州区马驹桥物流基地E-04地块发现唐代窑址11座,均为半地穴式,根据烧窑排烟系统构造的不同,可分为烟道型和烟室型两类,其中烟道型5座,烟室型4座,另2座窑址排烟系统破坏严重,结构不清,未分型。窑址内多出土砖、瓦等建筑材料,陶、瓷质的生活用具 数量较少。因该区域仅发现1座唐墓,故发掘者推断窑址或为墓地的附属品,或与附近的聚落遗址或尚未发现的墓葬有关。2012年5—6月,轻轨L2线通州段D1地块发现唐代窑址1座。2013年3—5月,通州区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C地块发现唐代窑址4座。
    通州区内已发现的晋唐时期墓葬主要有以下这些。潞城镇召里村西北发现汉至西晋时期砖室墓4座。张家湾镇坨堤村北发现唐墓4座。1965年,徐辛庄镇大庞 村发现唐代砖室墓1座,出土墓志一合,为唐正议大夫高行晖与夫人合葬墓。1972 年9月,通州土桥砖瓦厂内发现1座唐代单室砖墓,出土瓷质诗盒、诗碗,双耳陶 罐与铜勺、铁熨斗等。1983年5月,于家 务乡东垡村东北约200米处王家坨发现唐 墓1座。1991年,宋庄镇平家疃村东南发 现唐代砖室墓5座。进入21世纪后,北京 市文物研究所在配合通州区基本建设工程中陆续发现部分唐代墓葬。2004年2—3月,西环南路发现唐墓1座。2006年10—11月,通州武夷时代二期工程(月季园住宅小区)发现唐墓1座。2009年8月,马驹桥物流基地D01地块发现唐墓6座。2010年5—6月,北京荣丰科技物流仓储项目占地范围发现唐墓2座。2009年12月,通州区马驹桥物流基地E-04地块发现唐墓1座,平面近“刀”形,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出土长方形带 、方圆形 尾、带扣、圭首形带等铜 饰4件。发掘者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 推断该墓年代为唐前中期。2012年6—7月,轻轨L2线通州段B5地块发现唐代砖室墓5座,墓道均为斜坡状,墓室有弧边方形、圆形和长方形三种,墓室内棺床占据一半或大部分空间。出土陶器、瓷器、铜 器、铁器等随葬品28件。出土的三彩鸭形盂以唐代特征为主,发掘者据此推断墓葬 的年代应该在唐末辽初时期Y。2010年12月 至2011年3月,通州区运河核心区发现唐墓1座,该墓早期盗扰严重,出土墓志表明墓主人为唐长庆四年(824年)幽州武清县主簿。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通州区运河核心区5号地块发现唐墓4座。2013年3—5月,通州区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C地块发现唐墓2座。
    此外,1983年6月,梨园乡土桥砖瓦厂 小街村东南发现唐代孙如玉、孙封墓志P。
    四、辽金元时期考古发现
    辽金元时期,因地处辽南京、金中都和元大都近郊,通州地位日渐重要。金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决定迁都燕京,因潞县为这一地区的漕运孔道,取“漕运通 济”之义改称“通州”。金代通州的始置和命名在其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标志着它作为京东水陆门户和运河北源头地位的兴起和确立。
    通州区已发现的辽金元时期遗存数量较多,种类丰富,包括城址、运河遗址、宗教遗迹、窑址、墓葬及其他遗存。
    辽代时今通州境内曾增设漷阴县。因其县南境有一片辽阔的水面,称延芳淀,辽代帝后皇亲每年春季至此进行弋猎活动,为了加强行政管理和方便春猎活动,辽圣宗太平年间(1021—1031)于故霍村 镇筑城置县,因县城在漷河之南,取县名曰漷阴,并析潞县南境为其辖土。1981年,《北京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的同志在今通州南部牛堡屯乡的“大北关”“小北 关”“前南关”“后南关”四地调查,发现1处历史聚落遗址,散布着许多辽、金、元时代的砖瓦碎块和瓷片,参照附近地名和有关文献记载,最终确认此地为辽漷阴县故城址。
    通州还发现与大运河相关的遗址,如张家湾镇定福庄南发现大运河故道,台湖镇口子村至张家湾镇张湾村发现萧太后运粮河,新华街道女师胡同1号发现漕运司署。
    宗教遗迹为辽塔地宫。1988年12月,宋庄电信局后院施工中发现辽塔地宫,平面呈圆形,直径约5米,宫内置青砂岩棺形子母石函,石函四面刻有生肖。经考证,地宫为辽圣宗统和末期至开泰年间所造,所葬之人疑为尼姑。
    零星发现的窑址有:2002年,土桥村发现辽代窑址1处;2009年12月,马驹桥物流基地E-04地块发现辽金窑址1座, 平面呈“吕”字形,南北向,由操作间、 窑门、窑室(火膛、窑床)组成,南北总 长8.5米,东西宽0.8~4.83米;2010年1 月,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现辽金窑址1座。
    通州区已发现辽金元时期墓葬主要有以下这些。1975年,三间房发现2座金代石椁墓,均火葬,其中一号墓出土墓志一合,墓主人为石宗璧。发掘者根据二号 墓骨灰中发现的银簪、坠饰等器物推测二号墓主应为女性。1978年4月,唐大庄发 现金代墓葬1座,墓葬形制不详,出土带有“鼎砚铭”的澄泥陶砚。1985年,城 关镇五里店西发现史氏墓,墓已毁,形制不详,出土“大金崔尚书小娘子史氏墓葬 铭”。1993年,北苑街道帅府园胡同西口发现金代石椁墓,出土仲良墓志一方。漷县镇南屯村南发现1处金代墓地,曾发 现几座砖室墓。1996年4月,通州新城内斗子营胡同东口南侧发现辽墓1座。宋庄 镇后夏公庄东发现1处元代墓地。漷县镇 南阳村南发现元代大兴府尹郭汝梅墓。西集镇郎府村西发现26座元代砖室墓,出土白釉褐彩瓷罐、盘与黑釉瓷碗、鸡腿瓶、灰陶罐及铜镜等器物。200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六环路天然气管线、成品油及航空燃油管线通州段沿线发现辽金墓6座。2006年,京津磁悬浮铁路通州 段沿线发现辽金墓葬10座,均为竖穴土圹 砖室墓,墓葬用材普通,随葬品简单,推 断当为平民墓。2012年,轻轨L2线通州 段B3地块发现金代砖室墓1座,平面呈圆 形,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墓室内装 饰砖雕仿木结构的门与窗,出土泥质灰陶 明器17件。2013年4月,通州区运河核心区5号地块发现辽金墓13座。2013年3—5月,通州区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C地块发现辽金墓5座。
    通州发现的辽金元时期窖藏包括:1958年8月,通州东门外发现1处辽金时期 遗址,发现六鋬釜、耪、镰、手铲等铁器;1973年,新华街原花丝镶金嵌厂内发现铜佛版;1982年,西集镇金各庄村西发现1处辽代钱币窖藏;1985年,宋庄镇西赵村南口发现1处辽代钱币窖藏;1989 年,马驹桥镇大葛庄村北发现1处金代钱币窖藏;1985年,通州旧城北部司空小区发现北宋或辽代窖藏;1985年,漷县镇南马庄村发现金代窖藏;1985年5月,永顺镇乔庄村发现元青釉狩猎纹碗;1984年6月,通州旧城南关出土元绿釉历史人物 纹碗;1982年春,宋庄镇白庙村出土元钧窑天青釉大碗2只;1994年6月,永顺镇小潞邑村北出土圆纽联弧铭文铜镜;1997年 5月,宋庄镇菜园村南出土乳纽素面小铜镜及9枚“太平通宝”铜币;1991年,梨园镇九棵树村出土金绿釉刻花瓷枕函。
    通州出土的辽金元时期墓志有:徐辛 庄乡葛渠村出土辽同知昌武军节度使兼许州管内观察使李抟墓志,通州区天桥湾出土郑颉墓志,通州城区发现元代同知漕运司赵公去思碑。
    五、明清时期考古发现
    明清时期,通州享有“北京水上门户”和“漕运仓储重地”的盛誉,发展为运河沿岸繁荣的商业城市。通州区明清时期考古发现成果主要包括遗址和墓葬。
    通州区历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了漷县故城、通州故城、潞河驿码头遗址及皇木厂遗址K。201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配合通州区运河核心区建设中发现元明清时期古河道、古路遗迹及通州古城墙遗迹的东北角楼和北部城墙及瓮城,出土元代双系尖底瓶、元酱釉罐、元钧瓷片、元磁州窑残片以及大量龙泉窑瓷片、青釉瓷片、白釉瓷片、青花瓷片等文物L。此外,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配合通州区运河核心区开发建设过程中还发现部分清代房址及明清时期窑址。
    2005年,为配合通州清真寺及张家湾南城门复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这两处 遗址进行发掘清理。2006年12月至2007年6月,为配合京津高速公路第二通道公路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王各庄村东部发现清代陶窑2座。2006年8—9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配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新区经海路四、五标段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现明清墓5座,明清时期井2眼。
    通州区已发现的明清时期墓葬数量较多。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通州区历次文物普查中发现大量明清时期墓葬,如董政家族墓地、岳正墓、李庄简家族墓地、李卓吾墓、孙亨墓、戚斌墓、杭宗鲁墓、徐金墓、焦亮墓、五里店明墓、刘中敷墓、于朝墓、赵文麟家族墓地、王国俊 墓、谢尊光墓、徐元梦墓、汪云章墓、国柱墓、肃迟墓、琉球国人墓地。这些墓葬大多已遭破坏,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等均不明,部分仅残留墓志或墓碑。进入21世纪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配合通州区开发建设中发现并清理了部分明清时期墓 葬。2004年,马驹桥镇凉水河北岸西环南路发现明墓3座,清墓1座。2005年,六环路天然气、成品油及航空燃油管线通州段发现10座清墓。2006年,京津铁路通州区半截河段、王各庄段和十八里店段发现明清墓葬13座。2006年11月,通州区月季园住宅小区发现清代墓葬2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年代为清前期。 2006年12月至2007年1月,通州区新华大街发现明清墓5座。2007年7—11月,大稿村发现明墓2座、清墓8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形制较为简单,出土随葬器物中不乏做工精美的金银饰品。2007年8—9 月,新城基业项目占地范围内发现明清竖穴土圹墓27座,综合墓葬形制及墓葬出土铜钱推测,此批墓葬应属于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2008年9月,梨园镇魏家坟发现明清墓葬50座。2009年7—8月,梨园镇 半壁店旧村发现明代砖室明堂2座、墓葬22座,清代墓葬29座。2009年8—10月, 通州区郑庄北部发现明清墓190座。2009 年12月至2010年1月,宋庄镇东南部发现清代墓葬36座。2010年5—6月,马驹桥镇东南部发现清代墓葬3座。2011年,通州马驹桥物流基地生活配套项目B地块发 现明清墓葬284座。2012年7—8月,通州砖厂村发现明清墓葬3座。2012年6—8月,轻轨L2线通州段沿线发现清代墓葬126座。2013年3—5月,通州区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C地块发现明墓3座、清墓36座。
    通州区还发现其他明清遗存4处。张家湾镇皇木厂村旧址南部出土3个明代石权。1961年,永乐店镇永乐店村及漷县镇郭庄发现明代瓷器窖藏。1970年,张家湾镇张家湾村发现明代瓷器窖藏。1996年,梨园镇大稿村发现清代瓷器窖藏。
    六、考古研究现状
    与通州区考古发现相比,其考古研究相对较为薄弱。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期,仅有零星考古资料的公布,制约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进入21世纪,随着通州区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及资料的不断积累,相关研究亦不断深入。
    通州区考古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区内部分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刊布及提出的相关认识。在考古资料的整理方面,通州区文化委员会和通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及北京市文物局先后对通州区的文物考古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和 全面的整理,先后出版了《通州文物志》《北京文物地图集》和《北京考古工作报告·通州卷(2000—2009)》。《通州文物志》采用方志体例,对通州区的文物考古资料进行了认真梳理,依文物遗存类型 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 成果。《北京文物地图集》则运用地图形式,综合反映了通州历次文物调查及考古发现成果。《北京考古工作报告·通州卷(2000—2009)》系统收录了2000—2009年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进行的考古勘探及发掘的大部分考古资料。
    除上述集中公布的资料外,还有部分公开发表的考古调查成果及考古简报,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墓葬、城址、出土器物等方面。
    墓葬研究方面,王武钰介绍了通州永乐店汉墓,指出该多室墓为北京首次发现。刘精义、张先得公布了三间房金墓资料,根据二号墓骨灰中发现的银簪、坠饰等器物推测墓主应为女性,认为其石椁形制及所出瓷器均与一号墓大体相同,故二号墓主人似为一号墓墓主石宗璧的家属。根据一号墓出土墓志并结合文献推断二号墓主人应为女真贵族克石烈氏。周良的《通县发现金代石棺墓》介绍了帅府园胡同发现的金代石棺墓,并对墓主及其下葬年代进行分析,认为墓主商仲良为金人,于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之前改葬。《北京市通州区武夷花园二期项目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介绍了武夷时代月季园小区发现的2座清代墓葬,依据墓葬形制并结合所出铜钱均为“乾隆通宝”推断2座墓葬年代为清前期。《北京市通州区 大稿村明清墓葬发掘简报》全面介绍了大稿村发现的8座明清墓葬,并对墓葬年代进行了分析,其中2座明代墓葬的年代下限或许可以进入清初。《通州新城基业项目墓葬发掘简报》介绍了新城基业项目占地区域内发现明清墓葬,对典型墓例和出土器物进行了详细描述,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定墓葬年代为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旧村明清墓葬发掘简报》介绍了梨园镇半壁店旧村发现的明代砖室明堂和明清墓葬,作者指出旧村发现的2座六角龟形砖 室结构并非墓葬,而是明堂,并对其年代进行了分析判断。
    城址研究方面,韩嘉谷根据文献资料及考古资料判断通县德仁务为东汉雍奴县故城,晾鹰台即为其残存的东城门。
    出土器物研究方面,程长新根据中赵甫出土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判断其年代当属战国中晚期,中赵甫位于战国时燕国的范围内,为研究燕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周良详细介绍了梨园乡小街村东南出土的唐代孙如玉、孙封墓志,同时结合《通州志》中《李丕墓志铭》考证通州区内确有北齐所修的长城。周良、姚景民介绍了辽塔地宫出土的石函,认为其形制罕见,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鲁琪介绍了唐大庄出土的金代陶砚,认为该陶 砚为澄泥砚。任秀侠结合历史文献和已发表的墓志资料对郑颉墓志进行初步考释,进而考察辽代幽燕地区豪族间的关系,指出志文中涉及的人名、官职、世系、地名对研究辽史和北京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周良对通州区发现的墓碑、墓志等石刻资料 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初步研究。
    此外,陈方吉介绍了尹各庄村出土的化石,认为化石出土的草木炭层的时代属全新世早期—中期。
    60余年来,通州区考古发现与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别是不同历史时期 墓葬的发现,使我们对通州各历史时期的墓葬形制、结构、特点及丧葬习俗有了一定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的社会发展 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丰富了我们对通州历史的认识。但就总体状况而言,通州区考古工作目前仍属于资料积累和认识阶段,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研究工作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如作为京东水陆门户和运河北源头,通州乃“水陆要会,畿辅襟喉”,是运河沿线的漕运仓储重地,区内与大运河相关的文化遗存较为丰富,在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背景下,应开展针对运河文化遗存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将考古工作与遗址保护相结合,为运 河文化遗产的规划和保护提供学术依据。墓葬研究方面,通州区不同历史时期和类型的墓葬发掘资料还不多,墓葬的分期研究尚未展开,其完整发展序列尚无法给予阐明,各时期墓葬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演变轨迹还无法形成系统的结论,这些问题有待在今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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