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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壬辰多水”论

时间:2017-6-26 17: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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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德源

    2012年是中国农历的壬辰年,这年 北京的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最为严 重。这场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70毫 米,城区平均降雨量215毫米。房山区河 北镇降雨量460毫米。受灾面积1.6万平方 公里,受灾人口190万人。道路、桥梁、 水利工程多处受损。民房多处倒塌,几百 辆汽车损失严重。7月21日白天至22日凌 晨,北京城遭遇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 最凶猛、最持久的一次强暴雨,城内多条 路段积水严重,房山区等北京郊区县引发 严重泥石流,灾情惨重,后经确认北京境 内有数十人在此次暴雨中遇难。
    关于北京7·21特大暴雨成因,气象专 家的观点是:河套气旋暖锋触发不稳定能 量释放,在北京地区产生强对流系统,形 成中尺度对流复合体,使得降水强度成倍 加强,是北京地区产生特大暴雨的主要原 因。东南气流中地形抬升作用对降水有增 幅作用,北京7·21暴雨是多种因素叠加 所致①。
    然而,正当人们为这场严重灾害遭 受的损失感到沉痛,北京市政府为了灾后 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全力以赴 的时候,社会上却冒出了“壬辰多水”的 说法。北京某家报纸在采访新闻中写道: “某先生告诉记者,早在清朝康熙五十二 年阴历六月,有一天外面正下着大雨,康 熙皇帝触景生情,对身边的大臣说,‘昔 年壬辰年、癸巳年,应多大雨。’当年正 刚好是壬辰年,转年则是癸巳年。又过3 天,雨还继续下,康熙对身边的人又举了几个例子,说顺治十年癸巳年,北京地 区雨大成灾;万历二十二年壬辰年,大 雨;明朝成化九年癸巳年,北京地区也是 大雨。康熙举的3个例子在《清实录》上 都有记载。某先生当时正在做北京市科学 规划办公室的一个课题(按,是3个人的 合作课题)——北京历史灾害研究,康熙 皇帝的这番话引起他的重视,于是他把秦 始皇以来一直到现在,按照60年一个甲子 的规律,总结出2000多年里大概有37个甲 子,然后从各种史书中找壬辰、癸巳年期 间的天气情况,结果显示在这两年中发生 水灾的概率高达80%以上。也就是说,在 北京历史上,只要逢壬辰、癸巳年,80% 以上都是雨水成灾。这个概率是很高的。 2012年就是壬辰年,明年就是癸巳年,所 以我在1996年的文章中就明确的预报了这 一点。”这位先生引用的《清实录》原 文是这样的:“昔言壬辰、癸巳年应多 雨……朕记太祖皇帝时壬辰年涝,世祖皇 帝癸巳年大涝,京城内房屋倾颓。明成化 时癸巳年涝,城内水满,民皆避居于长安 门前后,水至长安门,复移居端门前。” 其实,这条史料本身就有问题,清太祖是 努尔哈赤的庙号,壬辰年是明万历二十年 (1592年),是努尔哈赤拥父祖十三副遗 甲举兵后的第10年,当时所据还只不过是 建州(今吉林通化、集安)一带,因此所 谓“太祖皇帝时壬辰年涝”与北京地区根 本无关。《明实录》中,这一年北京地区 也没有关于洪涝灾害的记载。世祖皇帝是 清顺治皇帝的庙号,癸巳年是顺治十年(1653年),这年六月以后北京确实发生 了洪涝灾害,但是在这年的春季北京同时 也还发生了严重的春旱,应该是旱涝兼 作年。明成化癸巳年是明宪宗成化九年 (1473年),这年北京地区并没有洪涝灾 害的记载。真正发生巨大洪涝灾害的是在 成化六年(庚寅,1470年)。康熙皇帝述 及的当时北京城内情况和明代史书记载的 成化六年北京城内情况大致相同,但成化 六年既不是壬辰也不是癸巳。由于这年的 灾害后果一直持续到成化十一年(乙未, 1475年),可以肯定是康熙皇帝在说史时 出现了错误,史官据圣言而录,当然不会 去订正皇帝的错误。但就是这样一条错误 百出的史料却被这位先生认为是可靠的 依据,并说自辽、金至今共有18轮壬辰、 癸巳年,除辽、金3轮不见水灾记载外, 其余15轮中水灾占83.33%,也就是12个壬 辰、癸巳年,可见应验率之高。因此,大 胆预报下一轮的壬辰、癸巳年即2012年、 2013年将是多雨水大的年份。其实,北京 地区受季风的影响,旱涝往往同在一年, 即以这位先生说的顺治十年来说,《清 实录》记载:“顺治十年四月壬子,谕 内三院:‘今年三春不雨,入夏亢旱, 农民失业……著顺天府官督率所属竭诚祈 祷。’[又]谕内外法司各衙门:‘朕念上 年京师畿辅水潦为灾,夏秋俱歉,米价日 贵。今三春不雨,入夏犹旱。’”只是这 年六月以后才大雨绵绵,以致淫雨成灾: “闰六月庚辰,谕内三院:‘兹者淫雨匝 月,岁事甚忧。都城内外,积水成渠,房 舍颓坏,薪桂米珠……甚者倾压致死。’ 礼部奏言:‘淫雨不止,房屋倾塌,田禾 淹没,请行顺天府祈晴。’”②在这位先 生自己参加撰写的《北京历史灾害研究》 中,其在“清代北京旱灾简要年表”里也 把顺治十年列为“重旱”,而在“清代北 京水灾简表”又把这同一年列为“特大 水灾”。可见这应该是水旱交替年。过 去这位先生曾说他统计过15轮壬辰、癸巳 年,但笔者统计的结果,其中至少元、明、清11轮壬辰、癸巳年中就有5轮是水 旱交替年,2轮是单纯旱年,2轮无灾年,1 轮灾种不详年,单纯洪涝只有1轮。如果 将水旱兼作年归计入旱年计算,则旱年占 64.64%;如果将水旱兼作年归计入洪涝年 计算,则洪涝年占54.55%。像这样的数字 游戏能算做科学研究的态度吗?更何况 《清实录》除了仅有的关于这句话的记 载之外,其他各朝各代的官、私记载中都 没有相似的说法,而且就是康熙皇帝说这 句话时的五十二年(癸巳,1713年),北 京也并没有发生水灾,他自己也认为只是 一种可能而已。笔者这样说,并非凭空臆 测。因为在君权神授的观念下,只有帝王 才能够直接得到上天传达的意志。所以如 果真的有“壬辰多水”,洪水泛滥的信 念,清王朝必定会订立制度,在这两个年 份举行祈禳,就如预测将出现日食一样, 但事实上并没有。况且,遍阅浩瀚大清历 朝实录,除此一处之外,再无第二句,那 么何以数百年之后,这么一句话却被今人 拣起来作为千古不易的信条,并据以作出 多年的预测来了?只因为康熙皇帝的一句 “昔言”,再加上赶巧的2012年(壬辰) 的北京特大暴雨,就对此更加坚信不疑? 这无疑是错误的。须知,无论是在自然发 展还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是存在着人 们一时无法解释的偶然现象,这正是朴素 唯心主义产生的原因。几千年来,占卜术 之所以得以存在,绵绵不绝,其原因也就 在于此。算命先生的预测一旦偶然和事实 沾上了边,那自然就被深信不疑,至于其 他那么多不沾边的事情就都有意或无意的 置之脑后了。我们要知道,自然灾害的发 生是多种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而且,各个灾害系统之间和灾害系统与环 境系统之间都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尤其 是相互诱发、加强的关系。那种认为灾害 发生周期就像转盘似的循环的观点是极为 有害的,误己误人。
    诚然,科学研究确实可以做出预 测,但那要付出艰巨的努力,要有正确的方法,要舍得花笨功夫,仅靠道听途说或 一叶障目都会出笑话。就以从秦始皇以来 的2000年来说,所谓壬辰、癸巳年多水, 那又是以什么地方的降雨为标准呢?如果 说是今北京地区的话,那么史书中关于今 北京地区气象灾害可是从西汉才有记载 的。如果说是以各个时期的帝王所在都城 的降雨为标准的话,那又不免陷入君权神 授的泥潭。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学 生张丕远先生曾说过,竺老在阅读大量中 国史籍和地方志时曾有一个印象,即中国 大陆往往北方旱时,南方涝;南方旱时, 北方涝。但因为没有找出合理的解释,所 以也只是提出这个现象。他并没有由此就 下结论,北方旱时南方就一定涝,反之亦 然。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科学、严谨的 态度。可是在科学史上,有成就的科学家 在某个问题上出笑话的也不罕见。例如, 牛顿就因为找不出地球自转的原因而转向 神学,认为是上帝给了地球一脚造成的。 我国著名的一位科学家,也曾从增加农作 物光合作用可以增加产量的角度出发,仅 用计算尺推演了一下就得出可以亩产万斤 的结论。可是他却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 实,一万斤粮食需要种多少庄稼,区区一 亩地插得下这么多庄稼的植株吗?
    我们说“壬辰、癸巳多水”的说法荒 谬,还在于它的出处并不是人们多年以来 出于生活经验的积累而形成的民谚。民谚 如“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 等,虽然也十有八九不应验,但毕竟源于 人们的生活和人们对于自然的观察。可是 “壬辰、癸巳多水”却是出于阴阳学的五 行学说,纯粹是占卜术的无稽之谈。按照 五行的说法天干“壬”在五行中属水,且 为江河湖海之水,为大水。地支辰龙在五
行中属土,在四大墓库(辰、戌、丑、 未)中属水的墓库。既然壬本身是水,又 遇辰龙水库,因此就认为壬辰应当是大水 肆虐之年。所谓墓库,顾名思义就是坟墓 与仓库,原为萨满教(按,这里说的萨满 教是指原始社会时期的萨满教,不是指清 代萨满教)占卜时的星象名词。至于癸 巳,阴阳五行中天干之癸属阴之水,地支 之巳属阴之火,是水火相克。所谓相克也 是五行学说术语,指金、木、水、火、土 五种物质之间互相制约和排斥的关系。因 为壬辰在属相中是龙年,所以又因此有壬 辰水龙年的说法,说什么辰是龙年,所以 壬辰是壬骑龙背,称水龙年。然而,实 际上在民间“水龙年”是被称为水旺之 年,在民俗中是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并没有“多水”一说。至于把“壬 辰、癸巳多水”和《易经》强拉硬扯,更 是无知可笑,《周易》根本与此不沾边, 翻遍《周易》也找不到与此相关的词句和 思想。
    对于“壬辰多水”的观点,笔者之所 以要一再批驳,就是因为这样的错误如果 仅仅是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失误也就罢了, 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加思考地向社会 广为宣传,若被执政者采纳,那危害就难 以想象了。亩产万斤就是一个例子。


    ①孟雪峰等:《河套气旋发展东移与北京7·21暴雨的关系》,《气象》2013年第12期。
    ②《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五,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己丑。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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