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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城区辽金元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现状

时间:2017-3-28 16: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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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芳

    西城区是现北京市的中心城区之一。辽金元时期,辽南京城、金中都城和元大都城或全部或部分建在该区域范围内,故在该区范围内发现了大量辽金元时期的重要遗存,如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还发现了17处墓葬,这在北京各区县中也是发现数量较多的。这些遗址、墓葬都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研究辽金元时期的社会风俗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一、 考古发现
    西城区发现的考古遗存有墓葬、遗址、出土点、窖藏等。
    目前,西城区发现的辽金元时期墓葬有百万庄辽墓、先农坛墓群辽金元墓、海王村辽墓、李内贞墓、董匡信夫人王氏墓、董庠夫妇墓、罗贤胡同辽墓、西椅子胡同辽墓、什坊街辽墓、光明胡同辽墓、大玉胡同辽墓、丰盛胡同辽墓、积水潭金墓及海云、可庵塔墓。这些墓葬大都发现于20世纪50-70年代,有的墓葬资料记载得较为详细,有的略显简略。此外,在西什库曾发现辽墓三座,因阻于两旁建筑,未曾清理;在陶然亭东侧燕京汽车厂院内还发现过一座金代墓葬,具体情况未见记录。
    发现的辽金元时期的遗址有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东琉璃厂窑址、白云观遗址、大吉片遗址。
    金中都遗址的考古发现有宫殿区遗址、太液池遗址、彰仪门城址、里仁街金中都文化遗址和陶然亭泸湖工程金代遗址等。其中,经过考古勘探与发掘的有宫殿区遗址和太液池遗址。宫殿区遗址是在配合西厢道路工程建设中发现与发掘的。1990年考古钻探共发现夯土基址13处,其中最大的一处位于滨河公园迎春亭南侧,南北60米、东西残存60米,夯土层厚达5米,应为金中都皇城内大安殿遗址,清理出了一些遗物,如砖瓦碎片、建筑构件等。为配合工程建设,考古工作者还做了专门的考古调查,发现多处夯土。太液池遗址经过两次考古发掘,第一次为1994年勘探,1995年发掘,发现有早晚两期湖岸,四处夯土结构建筑基础和在原湖底的一口砖砌辽代古井。第二次是在2005年4月18日-26日,为了配合南马连道道路工程的顺利进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南马连道道路工程施工区内金中都鱼藻池(即太液池)遗址局部进行了试掘。此次试掘发现了早晚两期湖岸遗迹。
    元大都遗址的考古发现有后英房遗址、西绦遗址、旧鼓楼大街豁口遗址、后桃园遗址、福寿兴元观遗址、西四排水渠遗址及和义门瓮城遗址。前四处为居住遗址。后英房遗址在1965年、1972年进行过两次发掘,房子规模较大。西绦遗址1970年发掘,房基规模较小。后桃园遗址1972年发现,遗址被破坏严重。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1972年发掘,房子规模较大。福寿兴元观遗址、西四排水渠遗址、和义门瓮城遗址均为考古发现,未经正式发掘。
    东琉璃厂窑址为考古发现,窑址处有厚1.5米的红烧土层,出土较多明、清时期的黄琉璃建筑构件,推断是文献记载中的元、明、清琉璃窑址的所在地。
    白云观遗址和大吉片遗址为局部揭露,发现有辽金时期的文化层。白云观遗址内含少量的辽金时代的陶瓷片及砖瓦,其中有一个典型的辽代兽面瓦当。大吉片遗址发现有辽金水井、灶坑、房址等遗存。
    发现的其他遗存有出土点,如陶然亭文物出土点、东冠英胡同文物出土点、西单文物出土点、定阜街文物出土点、月坛瓷器出土点、旧鼓楼瓷器出土点、西直门钱币出土点、德胜门外瓷器出土点和新街口北瓷器出土点;窖藏,如石碑胡同陶瓷窖藏、南礼士路瓷器窖藏、西便门外铜器窖藏、下斜街铜镜窖藏和旧鼓楼大街窖藏。
    此外,还发现有一些碑志,如孙公神道残碑、刘公墓碑、岁数碑铭、张汝猷墓志、张俭墓志、张嗣甫墓志等。
    二、研究现状
    (一)墓葬
    百万庄辽墓于1958年4月发现,为两座砖室墓,其中,1号墓为圆形前后两室墓,墓室内有砖雕和壁画。室内中央设一棺床,高0.5、长1.5、宽1.07米,上置木质骨灰盒一个,已腐朽。棺木东西两侧,分设随葬品。前室还出土有墓志一合。2号墓为八角形单室墓。墓室亦有壁画,室内中央设一长方形砖槽,内置火葬骨灰。这两座墓的资料已有简报发表。①对1号墓出土的墓志,齐心先生在《辽丁氏两方墓志考》②一文中做过解读。
    先农坛墓群最早于1959年时,在先农坛体育场附近发现一座元代石椁墓。1970年至1980年,又相继在先农坛体育场南部、西南部、先农坛玻璃四厂及育才学校、先农坛北京东方红汽车修配厂等地发现各类、各时期墓葬十余座,年代为汉、唐、辽、金、元。从形制上看有土坑墓、砖室墓,石棺、石椁墓等。从葬式上能辨明有仰身直肢及火葬两种。出土器物有汉代陶仓、陶塔式罐、辽代鸡腿瓶以及各时代的铜钱。其中,辽代墓葬有4号墓、5号墓,金代墓葬有7号墓、8号墓和9号墓,元代墓葬为10号墓。先农坛4号辽墓和5号辽墓均为圆形砖室墓,4号辽墓的发掘资料见《北京先农坛辽墓》③,该文对该墓的形制、结构、随葬品进行了详细的记录。7号墓、8号墓为土坑石棺墓,9号金墓为砖室墓。7号金墓的发掘材料在《北京先农坛金墓》④一文中有具体详细的描述。10号墓为石椁墓,出土了一些器物,对研究元代墓葬形制、随葬品提供了资料。
    天坛公园辽金墓是一座小型砖室墓,墓室平面圆形,穹窿顶,火葬,出土随葬品10余件。该墓的资料详见《北京天坛公园内发现古墓》⑤。
    海王村辽墓、董庠夫妇墓、罗贤胡同辽墓、西椅子胡同辽墓、锦什坊街辽墓和大玉胡同辽墓在《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⑥中有详细记载和分析。海王村辽墓是两座土坑墓,每墓有仰身直肢骨架一具,头前都放有辽代的典型器物绿釉鸡冠壶两个。其中一座还出土有白瓷罐、白瓷碗、陶铃和带流小铜器等。这两座土坑墓所出的鸡冠壶,形制及花纹都很一致,胎红色,扁身平底,双孔有盖,壶身两面划卷草花纹。文章就其鸡冠壶的形制,推断这两座墓的时代应是辽代早期。
    董庠夫妇墓于1970年3月发现,为砖室墓,是辽保静军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傅兼御史中丞董庠及其妻张氏合葬墓。墓已毁,未做清理。发现有董庠妻张氏墓志一块和董庠的"灭罪真言"刻石一块。文章对董庠妻张氏墓志和"灭罪真言"石刻给予了关注,指出"灭罪真言"刻石反映了佛教密宗在辽代的流行。文章还分析了这几座辽墓出土的瓷器,指出锦什坊街辽墓出土的黄釉龙头洗是辽墓中特有的器物。大玉胡同辽墓出土的黑釉瓷碗,从胎质、釉色上看,属于定窑系统。
    罗贤胡同辽墓为砖室墓,墓室平面呈圆形。墓室有仿木结构。墓室北面设棺床。出土器物有陶器和瓷器。陶器有陶盒、陶罐、陶锅,瓷器有白瓷莲瓣碗、白瓷碟、白瓷划花大碗等。西椅子胡同辽墓是一座圆形券顶砖室墓,墓室有仿木架构。因扰乱严重,未发现器物。但在墓室东壁上尚保存了一部分用红、黑两色绘的壁画,从壁画的残存部分看,为一梅瓶和三个人像,其中一人身穿红花服装,呈坐式,似是墓主人,前后立有两个侍人。
    锦什坊街辽墓为一座长方形抹角砖室墓,双人合葬。由于坍塌损毁十分严重,未做正式清理。出土重要器物有黄釉鸡冠壶一件及黄釉带龙头耳洗子一件。其中的鸡冠壶呈矮身圆体式,环梁箍绿釉,壶身两面仍有皮带条装饰,露胎处呈白色,平底,釉未施到底。大玉胡同辽墓平面呈长方形,石板盖顶。墓室北部筑有一砖台,上置骨灰。随葬器物基本保存完好,有陶器、瓷器两类,瓷器有白瓷碗、白瓷盘、黑釉瓷碗、青釉瓷盏托、黑釉盖罐、黑青釉鸡腿瓶等;陶器均为灰陶,器类有三足锅、六鋬锅、熨斗、盏、碗、水注、剪刀等;此外,还发现铁胎红漆斗、铁盒各一件,较为少见。
    上述几座辽墓有圆形、长方形墓室,有的还有仿木结构和壁画,出土器物也比较有特点,为我们研究北京地区辽墓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董匡信夫人王氏墓于1957年发掘。此墓为圆形砖室墓,墓室大部被破坏,甬道和墓门无存,只保留有部分墓壁。墓壁有雕砖和壁画。墓室内有棺床。此墓因严重破坏,仅在墓室北壁下残存有陶片一堆及烧骨一块。关于该墓的资料有《北京郊区辽墓发掘简报》⑦一文。文中对该墓出土的器物进行了分析,指出陶器烧制火候较低,由器形来看与彭庄辽墓出土的器物相似。《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⑧一书中,对该墓出土墓志的形制、志文等进行了记录。《董氏三志考》⑨一文,以董匡信墓志、其妻王氏墓志、其子董妻清河县君张氏墓志为材料,将三方墓志所记载的内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考证了董匡信、董庠及其家世,清河县君张氏家世,还考证了墓志中所记载的地名、地望等。
    海云、可庵塔墓于1955年发现。关于海云塔墓地宫情况、本人事迹、塔基出土文物情况及寺庙的沿革,可参见《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⑩《大庆寿寺及其出土文物》[11]《北京双塔庆寿寺出土的丝棉织品及绣花》[12]等。
    其余墓葬在《北京文物地图集》[13]和《北京考古四十年》[14]中有所记录。
    上述这些墓葬多数保存较好,且经过科学的清理与发掘,使我们获得了一批珍贵的墓葬资料。
    (二)遗址
    金中都遗址的考古发现有宫殿区遗址、太液池遗址、彰仪门城址、里仁街金中都文化遗址和陶然亭泸湖工程金代遗址。
    其中,太液池遗址的发掘资料为内部资料,未公开发表。从发掘资料得知,太液池遗址的发掘确定了早、晚两期湖泊的范围和岛的变动界地。第一期湖域平面约为南北向椭圆形,中部偏西有岛,岛的北、东、南三面与今天的半岛界线差别不大,注水口位于西北侧;第二期湖域范围较第一期内收,东南出水口变窄,第一湖心岛西侧淤塞形成半岛,水面已呈马蹄形。早期湖域为金代修建形成的湖泊,早期湖岸应为同时期形成。晚期湖域当属金灭亡以后,鱼藻池废弃、湖水退却所形成,晚期湖岸的年代亦不早于金代。宫殿区遗址是在配合西厢道路工程建设时发现与发掘的,其考古工作及成果详见《北京西厢道路工程考古发掘简报》[15]。
    元大都遗址位于西城部分的有后英房遗址、西绦遗址、旧鼓楼大街豁口遗址、后桃园遗址、福寿兴元观遗址、西四排水渠遗址及和义门瓮城遗址。关于元大都遗址的总体勘察和发掘情况,可参见《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16]一文。
    后英房遗址位于后英房胡同西北明清北城墙下、元大都城中部偏西,是一处较大的居住遗址。遗址呈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其布局分三部分,中部是主院,两旁为东西院。东院较完整,西院仅残存北房及月台等。具体发掘资料见《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17]。
    西绦遗址位于北二环路南西绦胡同59号、元大都中部偏西,1970年发掘,为一处居住遗址,是一间较小的房基。
    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位于旧鼓楼大街豁口以西150米许的明清北城墙下,1972年发掘,为一处居住遗址。由于该处遗址被压在明清城基下,城基以外的部分早已无存,发掘部分呈长条形。遗址因遭历代破坏,保存得极不完整。后桃园遗址位于北二环积水潭桥以西、元大都城中部偏西。1972年发现,遗址在后桃园胡同以北的明清北城墙下,东距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125米许。遗址破坏严重,房屋建筑及基础已无存,仅残留一些建筑构件。上述两处遗址的发掘资料见《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18]。
    福寿兴元观遗址位于桦皮厂北稍东、元大都中部偏西。遗址处在明代北城墙基下,为道教全真派宫观。遗址处发现了几座石碑,为了解福寿兴元观的位置及创建情况提供了材料。
    西四排水渠遗址位于西四十字路口西南、元大都西南部,为元大都南北主干大街两侧的排水渠道。
    和义门瓮城遗址位于西直门桥原西直门瓮城箭楼城台内、元大都西城墙中部。
    从已发现与发掘的元大都遗址来看,既有居住遗址,又有城门遗址,还有排水基础设施遗址,为我们了解与研究元大都都城的建筑技术、城市规划等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元大都遗址中还有一些零散发现的文物,参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19]。围绕元大都出土文物进行研究的有《记元大都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物》[20]《元大都发掘的青花和影青瓷》[21]《从元大都出土的青花瓷器试探青花瓷的起源和特点》[22]《元大都遗址出土铁器分析》[23]《简析元大都出土的元代瓷器》[24]等。其中,《元大都遗址出土铁器分析》一文对遗址出土的部分比较完好的铁器做了金相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元代的铁具锻制的增多,铁器大多是用煤炼成的,冶炼时使用了含磷较高的矿石为原料等。
    白云观遗址和大吉片遗址发现有辽金文化层。白云观遗址内含少量的辽金时代的陶瓷片及砖瓦,其中有一个典型的辽代兽面瓦当。在表土层的东南角发现长方形灰坑一个,口部大于底部,打破下两个层次(包含物有辽代砖瓦和陶瓷碎片)。该遗址的发掘情况,可参见《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25]一文。大吉片遗址发现有辽金水井、灶坑、房址等遗迹多处。这些发现对我们了解辽南京及金中都的人口分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其他
    其他考古发现有出土点、窖藏、碑志等。
    出土点有陶然亭文物出土点、下斜街铜镜出土点、东冠英胡同文物出土点、西单文物出土点、定阜街文物出土点、月坛瓷器出土点、旧鼓楼瓷器出土点、西直门钱币出土点、德胜门外瓷器出土点和新街口北瓷器出土点。其中,德胜门外瓷器出土点出土一件元代青花大盖罐,新街口北瓷器出土点出土一件元代青花觚。这两件器物的详细描述,见《介绍几件元代青花瓷器》[26]一文。该文对德胜门外瓷器出土点出土的青花大盖罐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指出器盖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器身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盖为釉里红砂底,器身为青花。有学者指出器盖与器身呈色不同,可能为当时错配。就其呈现出来的青花颜色来看,当时对烧造这种大型青花器的还原焰技巧还没完全掌握。
    窖藏有石碑胡同陶瓷窖藏、南礼士路瓷器窖藏、西便门外铜器窖藏、铜镜窖藏和旧鼓楼大街窖藏。关于西便门窖藏,有学者指出西便门出土的这批铜器可能都是属于寺庙的祭器,推测这里可能是辽代城内的一个大寺院。其中有"入内省香盒"铭文的圆盒,说明这批铜器的器形可能是当时外地向这座寺庙进奉的。由于这批铜器的器形和花纹都具有晚唐风格,因此推测它们可能是属于辽代早期的遗物。[27]
    这些窖藏出土文物有瓷器、铜镜等,器类多样,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工艺水平、人们的审美观念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碑石有墓志、墓幢等。这些文物都记载有文字信息,有补史、证史价值。张汝猷墓志1956年出土于西郊百万庄二里沟。该墓志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张氏家族情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张汝猷在《金史》无传,故该志的发现还起到了补史的作用。有学者根据志文,对张汝猷的家世、官职、家属及亲友等进行了考释,并对有关的古地理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28]
    张俭墓志1969年在新街口以西桦皮厂出土。黄秀纯《辽代张俭墓志考》一文对张俭墓志志文进行了详细的考释,指出张俭墓志长达三千字,除详细记载了张俭出身、籍贯、历官、卒年及婚配、子女以外,还记载了一些为《辽史》所不见载的史实,这不仅为我们补正《辽史》及《张俭传》之缺误,而且也为我们研究辽代历史提供了可贵的文字资料。[29]由此墓志还引发了有关学者对张俭墓地位置的讨论,最早是黄秀纯通过考释墓志文,指出墓志出土处并非张氏茔地,张俭的茔地在西直门外高粱河迆南至洪茂沟以北一带。[30]随后有不同意见者,认为墓志出土处即是张氏祖茔。[31]对此,黄秀纯再次撰文进行反驳,坚持其原来的观点。[32]
    张嗣甫墓志发现于西城区新街口豁口。张嗣甫其人在《辽史》中无传,故该志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其人、其事、其家族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材料。齐心先生曾撰写《北京出土辽张嗣甫墓志考》[33]一文,对张嗣甫墓志进行了阐释,并结合张俭、张馆二志内容及相关历史文献,对张氏家族世系进行了考述。
    ①苏天钧:《北京西郊百万庄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
    ②齐心:《辽丁氏两方墓志考》,《考古》1988年第7期。
    ③马希桂:《北京先农坛辽墓》,《文物》1977年第11期。
    ④马希桂:《北京先农坛金墓》,《文物》1977年第11期。
    ⑤喻震:《北京天坛公园内发现古墓》,《考古》1963年第3期。
    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第3期。
    ⑦苏天钧:《北京郊区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2期。
    ⑧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⑨齐心:《董氏三志考》,载《北京考古集成5》,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94-198页。
    ⑩苏天钧:《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1辑)》,1983年。
    [11]张宁、刘树林:《大庆寿寺及其出土文物》,载《首都博物馆国庆四十周年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83-94页。
    [12]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北京双塔庆寿寺出土的丝棉织品及绣花》,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
    [13]北京市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科学出版社,2009年。
    [1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1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西厢道路工程考古发掘简报》,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4辑)》,1994年。
    [1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1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1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
    [19]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第6期。
    [2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记元大都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物》,《考古》1972年第4期。
    [21]郭演仪、陈尧成:《元大都发掘的青花和影青瓷》,《考古》1982年第1期。
    [22]赵光林:《从元大都出土的青花瓷器试探青花瓷的起源和特点》,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3辑)》,1992年。
    [23]王可、韩汝玢、杜茀运:《元大都遗址出土铁器分析》,《考古》1990年第7期。
    [24]龙霄飞:《简析元大都出土的瓷器》,《北京文博》2000年第3期。
    [25]苏天钧:《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年第3期。
    [26]赵光林:《介绍几件元代青花瓷器》,《文物》1972年第8期。
    [27]苏天钧:《北京西便门外发现铜器》,《考古》1963年第3期。
    [28]侯堮:《金〈张汝猷墓志〉考释》,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29][30]黄秀纯:《辽代张俭墓志考》,《考古》1980年第5期。
    [31]陈述:《跋北京出土的辽张俭墓志铭》,《文史》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1年。
    [32]黄秀纯:《辽张俭墓地辩证》,《考古》1986年第10期。
    [33]齐心:《北京出土辽张嗣甫墓志考》,《考古》1983年第11期。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业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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