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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对京西大宫山的调查

时间:2017-10-30 15: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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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淀区苏家坨镇大工村有一通石碑,文物普查登记项目记为"园寝重地,禁止樵采"碑。此碑碑阳书"宣统壬戌五月,园寝重地,禁止樵采"。碑阴书"洵贝勒府庄园处奉谕:著庄园处传知本府园头黄文岐、黄国臣、杨森,所有大宫山玄同寺沟一带相连山产,均划归本爵预修吉地之用,统名之曰九龙山,栽安界桩,以符赐恩原旨名称。所有伊等出力垦熟山地,俟占用时另行酌量给价,俾资移种,而示体恤。将此通传知之。特谕。"

    所谓宣统壬戌为1922 年,当时逊清朝廷尚尊奉宣统年号。洵贝勒就是光绪皇帝之弟、溥仪之叔载洵。大宫山也就是今大工村一带。1924 年,载洵拟拆除大宫山的玄同宝塔,因为涉及古物,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载洵的拆除行动没有成功。

    对于大宫山的古迹,当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及考古学会极其关注,先后两次派人调查,并在1924 年8 月2 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发布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及1924 年上半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派顾颉刚和容庚探访大宫山,并写有报告。而后由于有人在大宫附近乱掘(即指载洵拆塔事),宛平县官方通知北大研究所,研究所考古学会本着保存古迹的原则,拟调查并发掘,并派出徐炳昶与李宗侗二人再度调查。徐、李二人在大宫山见到"御赐洵贝勒府九龙山地东界"石桩、"宣统壬戌年立"碑(即禁止樵采碑)、玄同宝塔。在玄同宝塔上二人看到宛平县知事所出"禁人毁伤古迹"告示。对于玄同宝塔、周边房屋遗址及二石洞(应即排水涵洞),二人都有直观描述。离开大宫山后,徐炳昶和李宗侗又调查了周云端和尚塔及辛庄黑楼。对于调查所得及与传说的关系,二人做了合理推测,指出大宫山可能为刘瑾的房屋园寝,后废为寺,石洞就是刘瑾房屋的遗品;对于黑楼,二人认为可能也与刘瑾有关;而玄同宝塔他们认为与刘瑾无关,推测为和尚坟。基于调查,报告提出了三步发掘计划。同年8 月9 日《北京大学日刊》又刊发了《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文中指出古物古迹的重要性及国人对于古物古迹的轻视,并将矛头直指清室,最后呼吁"苟国人不急起阻止,则今日失一古迹,异日即失一史料,其事似微,而所关兹大,长此以往,西山古建筑将积渐受其摧残,史料缺遗,后来学子,考索无从,我国文化将有沦亡之惧,不亦悲哉。本会有志考古,无力挽救,瞻企文化, 焉兴忧,所望邦人君子,群起力争,则庆幸者,非徒考古界矣。"

    当日调查大宫古迹的四人,顾颉刚后来成为历史学家,开创了中国民俗学及历史地理学,容庚则是古文字学家,徐炳昶(旭生)为考古学家,李宗侗也为历史学家。以我们今天后知后觉的眼光看当时的调查结论是有问题的。玄同宝塔之北的墓葬在1960 年修建水库时,得知其墓葬主人为高时明,也就是玄同宝塔的建造者,大宫山古迹与刘瑾无涉,是高时明所建园寝道观。高时明葬于九龙山之事见于刘若愚《酌中志》及孙奇逢《司礼监掌印云峰高公墓表》(《夏峰先生集》卷十)。此外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二有《司礼监高时明传》。
    虽然具体调查结论有问题,但当年调查者所秉持的实地调查及科学发掘的理念是我们至今都应该学习的。今天看来,当年北京大学诸公保存古迹的初衷还是实现了。高时明墓被列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他们看到的两石洞今天称大工村北花园排水涵洞,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就连当日看到的"禁止樵采"碑也成了文物,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张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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