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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汉唐考古回顾与展望

时间:2016-3-29 14: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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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耸

    北京地区科学的汉唐考古工作与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已历60余年。这期间,北京地区发现了大量汉代到隋唐时期的文化遗存,古代北京汉唐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果。近年来,随着北京大规模城市建设项目的开展,在配合这些项目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中,多次发现数量众多的汉唐文化遗存。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技术手段大量地运用到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
    考古学的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过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北京考古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即着眼于汉代到隋唐这一时段的考古工作。
    一、既往考古发现分类概说
    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唐文化遗存,类型丰富,数量众多。以文物性质而言,包括城市遗址、墓葬、手工业遗址、窖藏、佛塔刻经等,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铜、金、玉、石质珍贵文物,兹分三类综述于下。
    (一)汉唐城市遗址
    考古发现的城市遗址是复原古代社会面貌的重要节点,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北京地区就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汉唐城市遗址,其中汉代城市遗址数量最多,北朝、隋唐城市遗址较少。2006年至2007年间,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全面调查了以往北京地区发现的22处汉代城市遗址,包括汉代西乡县、良乡县、渔阳郡等10余处汉代郡县遗址,以及若干暂时无法定性的汉代城市遗址。
    魏晋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城市遗址,未曾做过专门的考古工作,从文献记载和以往普查的成果来看,魏晋至隋唐时期城市往往依据战国秦汉城市建立,即使另建新城,其选址方位也往往与秦汉城市不远。比如1986年房山窦店城址的考古工作中,就发现了北魏时期的良乡县城,它坐落于汉代良乡城中部偏西的位置。
    (二)汉唐墓葬及出土文物
    根据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统计,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数量已有2000余座,唐代墓葬近200座。魏晋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留至今天的遗存也较少,考古发现的魏晋北朝墓葬仅20余座,可谓弥足珍贵。
    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唐墓葬,据其规模等级,可初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大型贵族墓葬,包括大葆台汉墓、老山汉墓等3座汉代诸侯王及其夫人墓,西晋幽州刺史王俊夫人华芳墓、唐代安史乱首之一史思明仿帝陵墓、薛府君墓、卢龙节度使刘济及其夫人合葬墓等,这一类墓葬一般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出土文物精美。第二类为中小型墓葬,为汉唐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墓葬,数量占北京汉唐墓葬的绝大部分,远较贵族墓葬为多,一般规模不大,主要为砖室墓、土坑墓,也有少量石室墓或砖石混构墓,出土文物多为普通生活用器。
    考古发现的汉唐可移动文物数量众多,可达数万件,其中绝大多数为墓葬中出土。若以材质分类,可以大致分为陶器、铜器、金银器、玉石器等,其他还有少量的漆木器、丝织品、铅锡器等。出土汉唐文物中,以陶器为大宗,多出于普通中小型墓葬,金银器、玉石器往往出现在等级规格较高的贵族墓葬中。
    (三)手工业遗址及其他
    汉唐社会为今天的北京留下了林林总总的文化遗产,诸如各类手工业遗址、水井、窖藏、佛教塔庙石刻等,相对于前述城址和墓葬而言,这几类遗存总体而言数量不多,一般分布零散,在过往的考古工作中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关于这几类遗存的资料也少而简单,本文暂时将它们归于一处综述其概况。
    手工业遗址所见众多,包括铜铁冶铸作坊、钱币铸造作坊、窑炉等,近几年的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40余座汉唐时期的窑炉遗址,为汉唐窑业研究的珍贵资料。
    窖藏是另一类重要的遗存,不下百余处,包括钱币窖藏、铁器窖藏、陶器窖藏等,其中钱币窖藏发现数量最多。
    水井遗存往往散见于城市遗址或墓地中,20世纪50-70年代的北京城大规模建设过程中,在宣武门至西便门一带发现数十座战国秦汉时期的水井,曾被作为先秦蓟城存在的证据,受到格外的重视。
    佛教文物遗存是较具特色的一类。佛教于汉代初传中国,至北朝隋唐而风靡中原,幽州城乡概莫能外,因而为今天的北京留下了一批佛教文物遗存,不过其中多为地上文物或刻石,比如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万佛堂孔水洞隋唐石窟造像等,地下出土文物不多。
    二、研究成果回顾与总结
    汉唐考古在以往的考古学体系中不受重视,北京汉唐考古的研究总体而言比较薄弱,不过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集中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汉唐墓葬基础年代学的研究
    以考古发现的汉唐墓葬资料为基础,以考古类型学方法为手段,北京汉唐考古基础年代学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已经建立了详实并且基本可靠的器物类型学体系、汉唐考古年代学体系,这些体系的形成,一方面可以为更高层次的研究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今后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文物调查或普查提供明确的年代参考标准。
    (二)大葆台汉墓的相关研究
    大葆台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及其夫人墓葬发现于1974年,一方面,墓主身份的确认是第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学术界基本取得共识。墓中第一次发现了文献上记载的"黄肠题凑",引起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也成为探讨汉代诸侯王丧葬制度的重要资料,对于墓中"黄肠题凑"的确认和对比讨论,也取得了许多成果。另一方面,即对大葆台汉墓出土文物的研究,这一方面文章数量不多。
    (三)汉代城市遗址的调查与研究
    汉代城市遗址的调查成果,见于前文。关于这些城址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根据城址出土文物和遗迹现象,确定城址的年代,考察城址的基本结构和布局,通过小规模的考古发掘了解城址建筑(城墙、城门、道路、护城河等)的结构和建造方式,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仅针对房山窦店汉代良乡县城遗址做过一例。其二,结合文献史料,考订城市遗址的性质,这一方面成果突出,前节所述10余处汉代郡县城址的认定,即由此方面的研究得来。
    (四)汉唐蓟城的考古学探索
    汉唐蓟城是今天北京城市的源头,新中国成立初至70年代,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发现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瓦井,成为寻找先秦蓟城的有力线索。然而,随着接下来数十年考古工作的进展,没有发现过任何可以把古代蓟城的年代上推到西周初年的证据,反而陆续发现大量汉唐时期蓟城的遗存。考古发现的古代蓟城的城墙下面压着东汉时期的墓葬,因而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蓟城城墙,年代不早于东汉,而且很有可能是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蓟城遗存。随着西晋华芳墓志和大量唐代墓志的发现,魏晋到隋唐时期蓟城的位置、规模已基本可以确定下来,唐代幽州城、乡区划的历史地理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三、未来北京汉唐考古的两点思考
    前文两节可以看出,北京汉唐考古遗存丰富,以往的研究已建立了北京汉唐考古的基础年代学体系,若干专题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深入的进展。立足于此,本文认为,未来北京汉唐考古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一)立足于汉唐幽州考古学文化特色的综合研究
    汉唐幽州,地处中原帝国北部,南接华夏,北临夷狄,是统一帝国经略北疆的前沿重镇,又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北控边地,沟通华夷。汉唐幽州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因而表现出与中原文化若即若离的差异,比如,汉代墓葬的研究中,会把北京地区的汉墓单独划归一个"幽州区",北京唐墓的研究中,更是把幽州地区作为与长安、洛阳"两京模式"相区别的一个文化区。考虑上述情况,北京地区汉唐考古工作中,应该着力把本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做出来,把统一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区域社会传统揭示出来,这既是北京考古发展的优势,也是北京考古之于更广大区域内汉唐考古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
    同时,立足于北京汉唐幽州考古学文化的特色,联合天津、河北等省市开展汉唐幽州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综合研究,以此考察汉唐幽州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异同,探讨汉唐幽州在联系华夏与夷狄文化之间的作用和价值,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北京汉唐考古在汉唐社会综合研究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北京与周边临近区域之间学术研究的共同推进和交流。
    (二)推动以服务大遗址保护工作为目标的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的研究,需要回归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来。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推动北京地区的大遗址保护工作,是目前北京地区考古工作最为关照现实的任务,反映在汉唐考古的研究领域,北京汉代城市遗址的研究和保护无疑是最为迫切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北京地区发现的多数汉代城市遗址都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地面建筑,诸如房山窦店汉代良乡县城、海淀清河汉城等,当时都保存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遗存直到80年代都还一直保留存在。
    近十余年来,北京城乡建设飞速发展,以往发现的多数汉代城市遗址受到严重的破坏,许多城址湮灭无闻,原本高大的城墙也由于种种原因消失殆尽,或者被挖掉,或者埋身于村镇建筑或垃圾堆里,遗址本体的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和历史环境风貌均受到极大程度的破坏。如果任此趋势发展下去,现存10余处汉代郡县城市遗址将很快消失殆尽。
    通过考古调查、勘探以及适当范围的发掘,摸清各处汉代城市遗址的基本布局和埋藏环境,综合评估各城址保存现状和危害因素,以此作为依据,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划定合理的保护区划,设立一定的维护设施,开展针对遗址本体的加固保护工程,整治遗址所在的区域环境,建立各处城市遗址的基本信息档案。尽可能协调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各遗址保护工作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赢。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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