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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地下文物保护意识研究--以北京地区的抽样调查为例

时间:2015-7-30 15: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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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可佳 韩建业

    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文化软实力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古都,北京埋藏在地下的丰富文化遗产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涵盖了北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极具特色的文化内容。北京地下文物的保护,对长远保护首都北京伟大悠久文化的物质载体,建设"人文北京",对于彰显城市魅力,提高城市品位和文明素质,增强城市凝聚力,实现首都社会乃至于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
    为合理保护和利用地下文化遗产,包括世界城市所在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制定了大量国际法规①。但地下文物由于在施工前摸不着、看不到,施工中发现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近几年北京地下文物遭到破坏的案例层出不穷②。公众对地下文物的保护意识,直接影响了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北京市公众对地下文物保护认知的程度,是研究北京地下文物保护策略的基础。为了摸清情况,受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托,北京联合大学成立课题组,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北京市公众进行了详细抽样调查。
    一、抽样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为了保证随机抽样的普遍性,调查人员分成两个调查组,每个小组由四人组成。在住宅区、公园、地铁站、校园、机关单位等人员聚集区域发放问卷。
这次调查,先后回收普通抽样问卷400份。为了解问卷所设内容没有反映的问题,我们还采取了人物访谈的方式,先后访问市民40名,详细记录了他们对地下文物保护的态度和相关知识。
问卷的设计采取了选择题的形式,共17组问题。所涉及的问题包括:1.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情况;2.公众对北京文物资源的认识;3.公众对考古及文物知识的认识;4.公众获取相关文物考古知识的途径;5.公众对文物政策和法规的认知程度等。
    调查对象中男性203人,占50.8%,女性197人,占49.3%,男女比例基本相同。我们认为从性别比的组成情况看,样本在性别比上具有较好的区分度,没有特定的抽样性别偏好,能比较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群的基本情况。被调查人群的职业分布比较广泛,除两类特定人群外,普通对象的职业涵盖了大部分行业,有工人、干部、公司职员、教师、学生、司乘人员、销售人员、餐饮从业者、保姆、退休人员、保安、无业者及自由职业者等。调查对象中年龄最小9岁,最大81岁,平均39岁,均没有特别的抽样偏好。本次调查的样本数量较大,对问卷分析的结果可以大体反映北京公众对地下文物保护的认知情况,为北京制定相关的文物保护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二、公众获取文物相关知识的途径及媒体的影响
    为了解公众对文物考古类知识的获取途径,我们设计了四个选择题目,分别涉及公众通过何种途径了解文物考古知识、看过哪方面书籍、对鉴宝寻宝类节目内容的偏好程度几个方面。
在设计选项时,我们设定了迷惑词句和混淆选项,力图了解公众的真实想法。如在考古学书籍的界定方面,我们除了列出考古发掘报告外,还列举了几个混淆选项,包括盗墓笔记、古玩鉴定类书籍、文物拍卖图册,来度量公众是否能够区分考古和文物鉴定、文物类奇幻小说的区别。
    在调查对象中,只有45人能够准确界定考古类书籍和古玩、小说的区别,并表示曾经看过该类书籍,这一比例只有11.3%;有112人选择只看过盗墓笔记类书籍,占该组调查人数的28%;只看过古玩鉴定类书籍的有63人,占15.8%;看过文物拍卖图册的有43人,比例为10.8%;有109人明确表示这些种类的书籍都没有看过,仅次于看过盗墓笔记的人数,占该组人数的27.3%。如果将盗墓笔记界定为非文物鉴定或考古类书籍,则从没有看过文物鉴定、考古类书籍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55.3%,超过了被调查人的半数,可见文物考古类知识通过书籍的普及程度并不是很高。

    公众对文物和考古知识的了解,主要通过电视、网络、书籍、讲座或口耳相传获得,但不同的获取方式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表一)。为测度公众对文物知识的了解途径,我们设立了电视播放的各类鉴宝和寻宝节目、中央台的《探索•发现》节目、参观博物馆、看文物鉴定类书籍、报纸杂志上的考古发现报道、公众考古的讲座及宣传6个选项。在400名被调查者中,以上所列获取文物知识的方式共被选择了485次。由表一可知,选择各类鉴宝寻宝类节目和央视《探索•发现》者分别占到总人数的40.9%和39.1%,占总选择次数的33.6%和32.2%,两项指标均远远高于其他选项。公众很少通过公众考古的讲座和宣传获取文物知识,这也反映了此类讲座和宣传的普及性不够高。年龄、性别、学历对于公众了解文物知识的方式并无太大的差别。只是随着学历的增高,通过博物馆了解文物知识的比例有所提高,但考虑到高学历样本较少,故而这一趋势尚待验证。
    为了测评公众对文物价值的认知程度,我们设定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学术价值三个方面评价一类文物的价值。评估的分数从1到5,满分是5,代表公众认为该类文物的价值是从低到高的排序。我们共将六类文物纳入评估,它们是:A古代猿人头骨化石,B明清官窑瓷器,C清代极品翡翠,D带文字的青铜器,E汉代竹简,F解放前有钱人埋藏的银元和金条。

    由图表中不同年龄分组人群对这六类文物的评价分数(图一)可以看出,普通公众明显将文物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古代猿人头盖骨化石、带文字的青铜器、汉代竹简,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给的分数都十分高。第二类包括明清官窑瓷器、清代极品翡翠,公众对其评分要低于第一类,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评价呈下降趋势;第三类为解放前埋藏的银元和金条类文物,在这几类中,公众对其评价最低,与第二类类似,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它的评分在逐渐下降。
    与年龄分组所显示的类似,在不考虑年龄的情况下,公众对文物的评价可大体分为两个类型:其一包括对古代猿人头盖骨化石、带文字的青铜器、汉代竹简。对该类时代较早、有显著学术意义但市场极少流通的重要文物,公众普遍给出了最高分评价,其余分数占的比例在一半以下,而且随着分值的递减,所占比例也在递减。第二种类型包括明清官窑瓷器、清代极品翡翠、解放前埋藏的银元和金条,这类文物时代相对接近现代,而且在文物市场上经常可以看到,有的还有极高的市场价值。与第一类型比较,公众对其价值的评价由高到低的比例虽然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更加平缓,表现在对其高评价的比例要小了很多,特别是对解放前埋藏的银元和金条类文物评价更低。这些反映了公众在对文物进行评估时并非仅仅从市场价值方面来评价,而是考虑了该类文物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这种公众评价体系,为我们保护北京地下文物资源、特别是保护早期历史文化遗物提供了良好的公众基础。
    三、公众对北京文物资源的认知程度
    北京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建都史。通过地下文物的研究可知,北京还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并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70万年人类历史,且连绵不断、发展至今的都市地区。北京地下文化遗产在时间上跨越了从旧石器到民国等各个历史时期,涵盖了遗址、墓葬、窖藏、遗物等各个种类,拥有大量的地下文物集中埋藏区,旧城区甚至整体属于都城遗址范围。平面空间上涵盖几乎所有平原、台地和山前地带,纵深空间上直达地表以下一二十米深处。这些发现不仅对于我们认识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有十分重要意义,而且对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世界人类起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调查公众最关心什么时代、什么性质的文物遗址,我们选择了北京最有特色的几处遗址作为调查的客体。这几处遗址包括三类,一类是在考古学上有重要意义的北京猿人遗址、琉璃河西周遗址;另一类是曾经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老山汉墓;还有一类既是旅游景点又是较晚近的遗址如明十三陵、圆明园。只有近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对考古学上有重要意义的遗址感兴趣,而大众普遍对既是旅游景点又是较晚近的遗址感兴趣,反映了公众对晚期、旅游性遗址的偏爱。
    公众对北京市地下文物分布情况的认识。普通公众表示不清楚北京地下文物分布情况的比例最高,占到35.3%;有1/3左右的公众认为地下文物的分布并不是普遍的;有23.5%的被调查者认为地下文物主要分布在老城区,同样有15.3%的认为只在一些重点区域有分布;只有23.8%,即不到1/4的公众认为北京市地下普遍有地下文物的分布。
    公众对北京地下文物丰富程度的认识。公众普遍对北京地下文物丰富程度的认识不足,只有29%认为北京市地下文物很丰富,30.8%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市的地上文物很丰富,而地下文物较为贫乏,35.5%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市的地下文物与河南、陕西等文物大省相比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整体来看,公众普遍认为北京地下文物并不是十分丰富,表现在与地上文物的比较上,特别与河南、陕西等地下文物大省相比更是如此。
    四、公众对北京地下文物保护政策了解程度
    地下文物保护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在施工中发现有文物该如何处理。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此项:假定在北京市某地盖楼,在挖地基的时候发现一些古代的砖瓦碎片,如果被随机调查者是工地负责人该如何处理。正确选择先停工,报告相关单位的比例最高,占65.3%;认为东西已经残破,没有什么价值,可以继续施工的所占比例普遍不高,为4.5%;认为这些古代的砖瓦碎片是文物,要让工人把随后施工中发现的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待施工结束后统一上交国家的比例为16.5%;认为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把有价值的文物收集起来上交国家的占8.8%。后两项虽不是正确的做法,但都表明了要上交国家,显示了大家普遍知道地下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我们调查了公众在意识中对北京地下文物保护情况的评价。北京市公众对北京地下文物的保护情况并不十分满意,一半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北京地下文物保护状况一般,有超过1/4的被调查者认为北京地下文物保护状况为很不好或不好。
    《文物法》规定,任何类型的施工都要事先进行地下文物勘探。为了测试公众对其了解程度,我们设计了多个混淆选项,如平房改建三层小楼、修建马路、修建地铁、荒地上建经济适用房等。公众有48.8%的比例正确选择了以上施工都有必要找文物部门进行地下文物勘探,这一比例比想象的要高;选择都没有必要进行勘探的只有7%。除此之外,有较多的公众选择修建地铁、盖经济适用房这一类需要向下挖掘较深的工程需要地下文物勘探,分别占到的比例为17.5%、10.8%。在普通公众的印象中,平房改建三层小楼或是修马路对地下文物的破坏较小,所以只有很少的比例选择这两项施工需要地下文物勘探。
    五、结 语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对北京市公众对地下文物保护的认知度有了初步了解。由调查可知,北京市公众对北京目前的地下文物保护情况并不是十分满意,对地下文物保护现状忧虑。公众普遍对北京地下文物的丰富程度认识不足,并对北京地下文物分布情况的认识存在误区。公众普遍对明清时期的遗址兴趣大,而对于早期的遗址兴趣不是很大。年龄、性别、学历这些因素对于公众了解文物知识的方式并无太大的差别。1/3以上的受访公众不能准确判断考古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往往将其与文物鉴定者或盗墓者相混淆。电视媒体对公众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我们在宣传北京地下文物保护时,应充分拓展宣传的途径,特别是加大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在考古发掘报道时的正确引导和信息传递。公众在对文物进行价值评估时并非仅仅从市场价值方面来评价,而是考虑了该类文物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公众这种超越经济价值的社会评价,为我们在世界城市建设过程中保护北京地下文物资源,特别是保护早期历史文化遗物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注重保护人文北京的历史源头,古都北京地上和地下文物众多,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特大文化遗产③。目前一些媒体对公众正面宣传的广度和深度不够,部分媒体在宣传时有错误导向,一些盗墓类小说畅销于市也起了负面作用。政府大力宣传文物保护的工作还不到位,措施尚不够有力。北京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涉及面广,问题复杂,单靠文物部门是难以奏效的,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文物宣传工作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建议设立北京市文物法宣传日,在宣传日向公众集中展示考古发掘成果,宣传好的地下文物保护典型事迹,曝光破坏地下文物的单位和个人。建议加强文物法的普及教育,在北京大、中学生的法律基础课程中增加文物法的内容,尤其是增加北京地下文物保护情况的内容。各区县的文物保护,领导重视是关键,建议在党校领导干部培训班的授课内容上也增加文物法的内容。
    建立文物案件举报和奖励制度。部分单位出于维护本地区或本单位的声誉和形象,对文物案件不报告,使得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惩处。为改变这种局面,应建立文物案件、文物违法事件举报和奖励制度,让公众、社会团体关心地下文物保护、关注地下文物安全。
    ① 张朝枝、郑艳芬:《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关系的国际规则变化》,《旅游学刊》2011年第1期。
    ② 宋大川:《加强地下文物保护刻不容缓》,《北京观察》2007年第4期。
    ③ 王东:《人文日新 首都之魂》,《前线》2011年第10期。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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