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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冠服制度看《中东宫冠服》

时间:2015-2-27 9: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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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进

    现存于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的明代《中东宫冠服》(《明宫冠服图》),内容包括文字与插图。文字部分是对明代后妃诸王等冠服制度的详细介绍,首章为《中宫冠服》,次章为《东宫冠服》,以下依次为《亲王冠服》《世子冠服》《郡王冠服》《东宫妃冠服》《皇妃冠服》《亲王妃冠服(世子妃服同)》《公主冠服》《郡王妃冠服》《郡主冠服》等。插图部分是各章文字所述冠服的详解彩图,其中还包括皇帝的冠服图(文字不存)。因该书原名不详,故宫博物院根据收藏的此版本的复印本,取首、次二章之名而称为《中东宫冠服》。
    但书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插图不属于以上冠服文字介绍的范围。对照明代官修政书(如《大明集礼》《明实录》《大明会典(万历本)》等)所记载的冠服制度,可以将《中东宫冠服》的图文内容析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与《大明会典(万历本)》卷之六十“冠服一”的“皇帝冕服(及皮弁服、常服)”、“皇后冠服”、“皇妃冠服”、“皇太子冠服”、“皇太子妃冠服”、“亲王冠服”、“亲王妃冠服”、“公主冠服”、“世子冠服”、“郡王冠服”、“郡王妃冠服”、“郡主冠服”等内容中 “永乐三年”制度基本一致,所占篇幅最大,保存相对完整。
    第二部分是涉及吉礼、军礼( 大射)、仪仗(旗帜)等内容的彩图和文字,均出自《大明集礼》。这些图文分别对应明刊本《大明集礼》卷二的疏布巾幂插图、卷三十五“军礼三•大射”的部分插图、卷四十“冠服图”、卷四十三“仪仗”自“皂纛”、“大豹尾”到“轸宿旗”的文字和插图。
    《中东宫冠服》所包含的两部分均是明代初期冠服制度的详细记录,虽有部分散佚、错简现象,但作为目前已知唯一有彩色图绘的明代服饰文献,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一、洪武元年定制与《大明集礼》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1368年1月23日),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明”,二月十一日,明太祖下诏“复衣冠如唐制”①,颁布了官员士民的冠服方案:“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皁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这套方案内容比较简单,也并非全遵“唐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民心。因为元顺帝还在大都,元朝一息尚存。明太祖通过“复衣冠”宣示自己继承的是唐朝以来的统绪,强调了新政权的合法性,表示要带领全国军民抛弃元朝的“胡俗”,恢复“中国衣冠之旧”。
    同年闰七月,顺帝携后妃、太子从大都出逃。八月,徐达率明军进入大都,元朝灭亡。十一月廿七日,明太祖诏“定乘舆以下冠服之制”。“乘舆”指皇帝,乘舆以下冠服包括从皇帝到皇后、皇妃、皇太子及妃、诸王及妃、公侯伯、文武官员及命妇的朝祭之服。尽管建国前为准备明太祖称帝的各项礼仪,已制定过皇帝、皇太子、诸王的冕服和皇后的袆衣等,但属于“权宜创置”,所颁布的官员士民冠服方案也不够完善,此时天下已定,国家事务步入正轨,明太祖决定让礼部官员和儒臣们重新制定皇帝以下冠服。
    礼部及翰林院等官按太祖的要求,将历朝历代的冠服制度进行了整理,一一排列,最后附上拟定的“国朝”方案,呈交皇帝审阅。这套方案主要以唐、宋制度为参考,又兼顾现实因素。明太祖对其非常满意,只对个别细节稍作修改补充,其余均从礼官所议。
    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明太祖认为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敕中书省令天下郡县选取年龄在40岁以上的“素志高洁、博通古今、练达时宜之士”,礼送至京,与儒臣们一起修纂礼书,以定一代之典。
    经过儒臣们一年多的辛苦编修,到洪武三年(1370年)九月,礼书终于告成。该书以吉、凶、军、宾、嘉、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为纲,下列子目,制度名数纤悉备具。太祖特赐书名为《大明集礼》,下诏颁行,但实际上并没有刊印。直到嘉靖八年(1529年),礼部尚书李时等奏请刊布,才将此书付梓。嘉靖九年(1530年)六月,刻《大明集礼》书成,明世宗亲制序文。洪武时期的《大明集礼》为50卷,因历经整整160年,其间抄录又不尽善,以致多有残缺,嘉靖时由诸臣编次补纂齐,并作传注,一同收录书中,合为53卷。
    嘉靖刊本《大明集礼》第三十九卷和第四十卷为“冠服”与“冠服图”。卷三十九“冠服”是制度的文字部分,在总叙以下列有乘舆冠服、皇太子冠服、诸王冠服、群臣冠服、内使冠服、侍仪舍人冠服、校尉冠服、刻期冠服、士庶冠服、皇后冠服、皇妃冠服、皇太子妃冠服、王妃冠服(公主同)、内外命妇冠服、宫人冠服、士庶妻冠服,均在本朝之前列举历代制度。其中,乘舆(皇帝)、皇太子、诸王、群臣、皇后、皇太子妃、皇妃、王妃、内外命妇的冠服为洪武元年十一月所定;内使冠服为建国前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所定;侍仪舍人、校尉、刻期冠服为洪武二年二月增订;士庶、士庶妻冠服为洪武元年二月所定(洪武三年二月修订)。卷四十“冠服图”是卷三十九文字的插图部分,有皇帝冕服、通天冠、乌纱折上巾、皮弁、绛纱袍、红罗裳、白中单;皇太子冕服、远游冠服;群臣公服、朝服、祭服、常服;内使冠服;侍仪舍人冠服;校尉冠服;刻期冠服;皇后凤冠、袆衣等。
    《大明集礼》将历代及明朝立国三年以来所定礼制进行了整理汇编,是明初的一部重要文献。但因建国未久,礼制并不完备,各项制度又处于不断补充、修改的过程中,《集礼》刚刚编成,便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说:“开国之初,太祖皇帝不遑他务,首以礼乐为急,开礼、乐二局,征天下耆儒宿学,分局以讲究礼典、乐律,将以成一代之制。然当草创之初、废学之后,稽古礼文之事,诸儒容或有未足以当上意者,当时虽辑成《大明集礼》一书,然亦无所折衷,乐则未见有全书焉。”可知《集礼》仍有不少缺憾,很多地方太祖并不满意。如书中冠服部分,群臣朝服原拟方案为“赤罗衣、白纱中单,俱用皂饰领缘,裳与衣同,皂缘”。太祖命改为“朝服衣、裳、中单,领缘俱用青”,但《集礼》仍按照原方案写作“衣赤色,白纱中单,俱用皂领饰缘;赤罗裳,皂缘”。这就与实际执行的制度不符。所以明太祖没有刊行《集礼》,只是将全书(含插图)收存于秘府中。
    二、洪武二十四年改制
    《大明集礼》对明初礼制作了阶段性总结,而明太祖“制礼作乐”的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如洪武三年(1370年)十月,太祖复位内使服饰。四年(1371年)五月,更定命妇礼服和中宫(皇后)妃主常服。十月,定未入流官冠服。五年(1372年)四月,再次更定品官命妇冠服制度,同时规定了品官次妻和婢使人等所用服饰。十月,定斋郎、乐生、文武舞生冠服,又定在室女子(未笄少女)服饰之制。
    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礼部官员上奏:“礼以辨上下、定民志。国家混一以来,申明典章,敦尚朴素,官民服用皆有定拟,颁行天下。近者,官民渐生奢侈,逾越定制,恐习以成风,有乖上下之分。”明太祖遂下诏申禁,在诏书中结合现实情况发布了一系列规定,如品官庶民的衣服、帽顶、帽珠材质,服饰器物纹样的使用等等。
    之后的几年间,除了继续修订冠服制度,明太祖还对一些重要礼制做了调整,如改建太庙(洪武九年,1376年)、新建社稷坛(洪武十年,1377年)、改天地分祀为合祀(洪武十二年,1379年)等。
    洪武十六年(1383年)七月,明太祖采纳礼部建议,修改了皇帝冕服制度②。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定亲王世子冠服礼仪。
    明代的王爵有亲王、郡王之分,但洪武前期制度中,皇太子冠服之下统称为诸王冠服,冕服均使用衮冕九章,并无亲王、郡王的区别。原因在于开国之初皇子们年纪尚幼,靖江王朱守谦虽为郡王,是明太祖的孙辈(从孙),但比皇六子楚王还年长,与诸亲王并非父子辈关系,使用同一冠服制度问题不大(郡王按“诸王冠服”用衮冕九章的情况,还可以从岐阳世家所藏陇西王李贞和岐阳王李文忠的冕服画像上看到)。
    随着皇子们的成长,皇孙陆续出生,诸王的世子显然不能和父亲使用同一级别的服饰,于是制定了“世子冠服”。按明代制度,亲王嫡长子立为王世子,次嫡子及庶子皆封郡王,世子的冠服要低于亲王,而郡王的冠服则应低于世子,明初拟定的“诸王冠服”方案显然已不适用。
    明太祖在礼乐上操心了二十多年,但之前所定各项制度,仍有许多未虑及或不如人意的地方,零碎的修补很难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洪武后期最重要的一次礼制修订行动就此展开。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六月,明太祖诏令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诸儒臣等,共同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
    这次改制涉及范围很广,动作也很大,群臣把国初以来的礼制重新梳理了一遍,斟酌损益,冠服方案在之前的基础上修改、添加了很多内容,堪称完备。
    在大规模的礼制修订后,明太祖让吏部和翰林院官员效仿《唐六典》编纂了《诸司职掌》,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书成,正式刊印颁行。
    从常理来说,《诸司职掌》应将洪武二十四年所定冠服制度全部收录进去,但查该书“礼部•仪部”之“冠服”篇,列有皇帝冕服(含皮弁服)、东宫冠服、亲王冠服、世子冠服、文武官冠服、命妇冠服等,仍不见郡王冠服制度,皇帝冕服竟不可思议地退回到洪武元年的方案,皇后、皇妃、王妃等冠服更丝毫没有涉及。很明显,《诸司职掌》“冠服”篇在编纂时出现了严重失误,并未将洪武二十四年更定的皇帝、后妃、亲郡王及王妃的冠服方案收入,而是抄录了一些洪武初期的数据(如皇帝、亲王的冕服)。永乐时修《明太祖实录》,记录的洪武二十四年冠服制度又来自《诸司职掌》。种种阴差阳错,导致洪武二十四年所定帝后诸王的冠服内容竟从官方记载中“消失”了。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日(1398年6月24日),明太祖崩于西宫,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又试图削夺各藩王的权力,最终导致燕王朱棣举兵造反。此后,朝廷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和燕王的作战上,无暇顾及冠服制度等事。
    三、永乐三年进书
    建文二年(1400年),朝鲜发生政变(第二次王子之乱),朝鲜太祖李成桂第五子李芳远,从其兄定宗李芳果手中取得王位,并向明朝廷请求册封。建文帝为拉拢朝鲜,于建文三年(1401年)六月正式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此前李成桂、李芳果只受封“权知朝鲜国事”)。李芳远则向朝廷进贡战马三千匹,作为对建文帝的支持。随后,李芳远又向朝廷奏请冕服,建文帝应允。建文四年(1402年)二月,鸿胪寺行人潘文奎持冕服以及建文帝敕书等来到朝鲜。敕书中说:
    “日者陪臣来朝,屡以冕服为请,事下有司,稽诸古制,以为:‘四夷之国,虽大曰子,且朝鲜本郡王爵,宜赐以五章或七章服。’朕惟《春秋》之义,远人能自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今朝鲜固远郡也,而能自进于礼义,不得待以子男礼,且其地逖在海外,非恃中国之宠数,则无以令其臣民。兹特命赐以亲王九章之服,遣使者往谕朕意,呜呼!朕之于王,显宠表饰,无异吾骨肉,所以示亲爱也。王其笃慎忠孝,保乃宠命,世为东藩,以补华夏,称朕意焉。”
    从敕书内容可知,朝鲜请赐冕服,有司认为朝鲜系郡王爵,拟赐“五章或七章服”,而建文帝为示恩宠,特赐“亲王九章之服”。按《诸司职掌》,亲王冕服为“衮冕九章”,即建文帝赐予朝鲜国王的“九章之服”,亲王世子冕服为“衮冕七章”,是有司认为郡王爵可以享受的“最高待遇”(仅次于亲王而高于郡王),由此推断,所谓“五章”就是郡王的冕服,建文帝忙于削藩、平叛,没有制定郡王冠服的举动,因此“五章服”必然出现在建文之前,也就是失于记载但实际执行着的洪武二十四年冠服制度。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王军队进入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燕王朱棣即皇帝位,为明成祖,下诏曰:“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一、建文以来,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复旧制……”十一月,朝鲜国王李芳远遣使奉表朝贺并贡马匹。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李芳远又遣使请赐冕服、书籍。
    明成祖朱棣为向朝鲜国王示恩,悉从所请,再次赐予李芳远九章冕服及王妃珠翠七翟冠、大衫、霞帔等,成祖在早朝时说:“这是他知慕中国圣人之道、礼文之事,此意可嘉。冕服照依父皇旧例体制造,书籍整理给与他……”特别说明了所赐九章冕服是按照洪武时期制度制作的。朝鲜史籍如《世宗大王实录》《国朝五礼仪》等,均绘制了永乐元年钦赐的九章冕服图,从这些插图中可以看出,明成祖所赐冕服并非《诸司职掌》的“亲王冠服•衮冕九章”③,却与《大明会典》(万历本)的亲王冕服“永乐三年(1405年)定”内容吻合④。由此可见《诸司职掌》的记录与实际执行的方案并不一致,同时说明《大明会典》(万历本)中的“永乐三年”也不是方案的制定时间。
    查《明太宗实录》,永乐三年十月壬午:“礼部进《冕服卤簿仪仗图》并《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礼制集要》《稽古定制》等书。上曰:‘议礼制度,国家大典,前代损益固宜参考,祖宗成宪不可改更,即命颁之所司,永为仪式。’”
    这里提到的《冕服卤簿仪仗图》系冠服和仪仗类图书的总称,其卷帙不明,但与其他书一样,属于“祖宗成宪”,内容应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所定帝后诸王冠服、仪仗制度,礼部重新整理后进呈皇帝。由于图书的内容就是正在执行的方案,所以明成祖表示“不可改更”,并“永为仪式”。
    像《洪武礼制》等书多与官员士民有关,因此刊印颁行各处,以便执行,而《冕服卤簿仪仗图》只与皇家有关,即使是各地藩王的冠服仪仗也是由朝廷赐给,诸王未经特许不得自制,故该图书没有印行,可能将其存放在内阁等处,以备皇帝和所司官员查阅,成为了“内阁秘图”。
    四、内阁《秘图》
    嘉靖时,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和群臣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斗争。为了树立并巩固自身的权威,明世宗开始了又一轮大规模的更定礼乐行动。
    嘉靖七年(1528年),世宗创制燕弁、保和、忠静冠服。嘉靖八年(1529年)五月,明世宗发现冕弁之制“未合典制”,对大学士张璁说:“制有革带之文,今何不见于用?”又说:“观《会典》载,蔽膝用罗,上织火、山、龙三章,并大带缘用锦,皆与今所服不合。”世宗所言《会典》,指的是正德六年(1511年)颁行的《大明会典》(以下称《正德会典》),其中冠服制度主要参考《诸司职掌》、《大明集礼》等书,因此延续了《诸司职掌》的失误,所载内容和实际执行的方案对不上。张璁对世宗说:“臣考礼制,衣不掩裳,与圣意允合。夫衣六章、裳六章,义各有取,上下适均,衣自不容掩裳。考之《大明集礼》及《会典》,实与古制不异。今乃衣八章、裳四章,故衣常掩裳,然与国朝典籍皆无所见。内阁所藏《图注》,盖因官司织造,循习前代讹谬而然,今订正之,乃是遵复祖制,无有更变。”
    张璁和明世宗都是以《大明集礼》、《正德会典》中的记载来对照实际方案,由于《诸司职掌》《明太祖实录》《正德会典》都没有记录洪武二十四年修改的帝后诸王冠服,所以张璁说“国朝典籍皆无所见”,但并非真的全无所见,他提到的内阁所藏《图注》,应该就是永乐三年(1405年)礼部所进记录了洪武二十四年制度的《冕服卤簿仪仗图》。张璁不清楚《图注》的出处,故认为是负责织造的部门因循前代“讹谬”而弄出的书,违反了洪武初年的“祖制”。就连大学士杨一清等人讨论后也觉得是“司造之官乃徇习近讹,弗谙古义,遂至失真,诚非太祖制作之初意”,并“伏乞圣断不疑,将内阁所藏图画一一更正,勿使因仍旧谬”。在世宗君臣对内阁《图注》的一片质疑声中,以洪武初年冕服制度为参考的嘉靖冕服诞生了,也就是《大明会典》(万历本)里的“嘉靖八年定”部分。
    尽管明世宗和张璁等人对内阁《秘图》并不信任,但礼部官员仍将之作为参考依据,慎重对待。《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九年三月)初,礼部集议各王府所用衮冕冠服当改正者,《会典》《集礼》与内阁《秘图》说各不同,要当以《秘图》为正,如中单之制,则领不宜用织黼,而亲王、郡王、世子当有等级;锦绶之制,当以玉为环,施之绶间,不宜以织丝代;王蔽膝之制,亲王、世子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而郡王章二,无藻、粉米,此皆《秘图》所载。而《会典》《集礼》则纂修之或略且误也,乞即付之史官,令正其差谬,而复颁示各藩,俾一例遵守。上命礼臣议处。至是,议上:‘王府章服物多贵重,皆取给内府,则糜费不资,若使自制,则逾越无度。臣以为,自郡王而上冕冠、玉圭、中单、大带、蔽膝、大小(绶)、袜、舄各仍旧无议矣,惟青衣、纁裳,系应禁之物,当造自内府,须奏请颁给,而玉带、玉环、玉佩听自为之。其长子而下,朝祭服俱于所司领价更改,嗣后定以为式。’报可。”
    明世宗与张璁以《正德会典》和《大明集礼》的洪武初年制度为准,认为内阁《秘图(图注)》是织造官员的讹造之物。礼部官员作为冠服礼仪制度的实际操作者,则以一直沿用的、内容详细全面的《秘图》为准,认为《正德会典》和《大明集礼》是纂修中过于省略或出现了失误,并要求让史官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正。明世宗和礼部官员这场“拉锯战”的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将皇帝冕服等制度按世宗的意思进行了修改,诸王冕服等仍遵从现行的《秘图》方案(即洪武二十四年制度)。
    《正德会典》在嘉靖年间两次续修,到万历时重修,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完成,十五年(1587年)刊行。《大明会典》(万历本)的冠服部分不再图省略,把《诸司职掌》《大明集礼》中的洪武初期制度和内阁《秘图》的内容、明世宗所定嘉靖制度一并列入,并配上部分插图。由于不清楚内阁《秘图》的内容制定于何时,就以《明太宗实录》中礼部进《冕服卤簿仪仗图》的时间为准,标为“永乐三年定”。
    五、《中东宫冠服》
    洪武二十四年修订的帝后诸王妃主的冠服制度,虽因《诸司职掌》等书的编纂失误而不见于官方记载,但原方案一直保存并被严格执行。“靖难之役”后,礼部官员又将方案图文汇集成《冕服卤簿仪仗图》,于永乐三年进呈明成祖,并作为“永为仪式”的重要数据收存在内阁。这些冠服仪仗图文被后人笼统称作“秘书”或“秘图”,直到万历时期重修《大明会典》,才正式录入官方典籍中。此后,历经改朝换代、社会动荡,《秘图》和《大明集礼》彩图本(很可能是嘉靖时的彩色稿本)等明代“馆阁秘藏”逐渐流散在外。
    清初黄虞稷(1629-1691年)所编《千顷堂书目》里,可以看到一些当时尚存于世的明代卤簿仪仗冠服图说书目,如:
    《大驾卤簿图》一册;《中宫卤簿图》一册;《仪仗图》三册;《东宫仪仗图》一册;《亲王仪仗图》一册;《东宫妃及公主郡主仪仗图》一册;《乘舆冕服图说》一册(嘉靖八年缺月,上谕大学士张璁,谓古者上衣下裳不相掩覆,今衣通掩其裳,且古裳如帷幔,今止两幅,均非礼制,命更定之,因分十二章,衣、裳各六,璁考自古有虞及周以下之制为说,绘图以进);《乘舆武弁服制图》一卷(上又谓璁,凡乘舆亲征,有类造宜之祭,当具载武弁服,令考古制,绘图以进,璁为之注说);《玄端冠服图》一卷(嘉靖七年,上制燕居之冠,曰燕弁服,曰玄端,并深衣、带、履,大学士张璁绘图为说以进);《明制保和冠服图》一卷(嘉靖七年,光泽王奏请冠服之式,上命大学士张璁以燕弁为准,参考降级,以赐宗室,璁为图说以进);《中宫以下及郡主冠服图说》一卷;《朝服图》一册(文武诸臣朝服、公服、常服衣履带笏之式)。
    目录所列《乘舆冕服图说》《乘舆武弁服制图》《玄端冠服图》《明制保和冠服图》皆系嘉靖时明世宗更定、创制的冠服方案,目前仅有《玄端冠服图》的清代抄本被发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题作《大明冠服图》,内容为《燕弁冠服图说》和《忠静冠服图说》的合编。而《书目》提到的《中宫以下及郡主冠服图说》一卷,与现存《中东宫冠服》的主要内容(自《中宫冠服》至《郡主冠服》)极为相似。该《图说》和《大驾卤簿图》《仪仗图》等均无年代、编著者的说明,很有可能同属于《冕服卤簿仪仗图》,但详细情形还有待更多的发现和进一步研究。
    ①《明太祖实录》卷三十,洪武元年二月:“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五,洪武十六年七月:“戊午,诏更定冕服之制。先是礼部言,虞周以来衮冕制度不一,国初所制虽参酌古制,然尚未备,宜加考定,以成一代典章。上命诸儒臣参考历代之制,务斟酌得宜,于是,翰林诸儒臣议曰……今拟:‘冕,前圆后方,玄表里,前后各十二旒,每旒五采玉十二珠,五采藻,十有二就,就相去一寸;红丝组为缨;黈纩充耳;玉簪;衮,玄衣、黄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织在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绣在裳;白罗大带,红里;蔽膝随裳色,绣龙、火、山文;玉革带;玉佩;大绶:六采,赤、黄、黑、白、缥、绿;小绶三,色同大绶,间施三玉环;白罗中单,黼领,青缘襈;黄袜、黄舄;金饰。’从之。”
    ③《诸司职掌》“礼部•仪部•冠服”:“(亲王冠服)衮冕九章,冕五采玉珠九旒,红组缨,青纩充耳,金簪导。圭长九寸二分五厘。青衣、裳,衣五章,织山、龙、华虫、火、宗彛;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白纱中单,黼领,青缘。蔽膝,随裳色,织火、山二章。革带,金钩。佩玉。绶,五采,赤、白、玄、缥、绿,织成,纯赤质,三百二十首;小绶三,色同大绶,间织三玉环。大带,表里白罗,朱绿缘。白韈、朱履。助祭、谒庙、正旦、冬至等朝贺则服之。”
    ④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十:“(亲王冠服)永乐三年定,冕冠,玄表朱里,前圆后方,前后各九旒,每旒各五采缫九就,贯五采玉九,赤、白、青、黄、黑相次。玉衡,金簪,玄,垂青纩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纮缨。玉圭,长九寸二分五厘,以锦约其下,并韬。衮服九章,青衣五章,龙在肩,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缘。有施于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东宫佩制。自珩以下瑑云龙文,上有金钩。小绶四采以副之,四采,赤、白、缥、绿, 质。大带,素表朱里,在腰及垂皆有,上以朱、下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小绶三采,间施二玉环,龙文,皆织成, 质。袜、舄皆赤色,舄用黑絇纯,黑饰舄首。”

(作者为明代帝陵研究会特邀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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