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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读后

时间:2014-9-25 11: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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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德源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韩光辉教授主攻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城市地理,由于受业于侯仁之教授,所以研究中大多以北京作为案例进行剖析,所得所见虽不仅限于北京历史,但对北京历史研究助益甚大,其新作《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本人读后颇有所得,愿在这里和大家共享。
    所谓建制城市虽然和我们平常说的城市有关,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建制城市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城市则是在原始中心聚落的基础上产生,以政治、经济、交通中心为特征的中心居住区。
在我国,早在距今4000 年前的龙山文化后期就已经产生原始城市,高大的城墙和表示权力中心的高大建筑群,是这些遗址中的突出特征。汉唐时期的中国城市建筑已经进入成熟的时期,对城市的规划和布局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至宋元时期,中国城市建筑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更加开放。自北宋中叶以后,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诸大城市封闭的坊里制度已经彻底崩溃。金中都城既然仿照宋都汴梁之处甚多, 自然不再保持旧的坊里制度。考古勘察发现,金当时仿照北宋东京制度营建的中都城的中心部位,其布局仍保持辽南京时的坊制格局,这是因为营建中都时对旧居民区不曾重建的缘故。但是在金中都城的扩建部分,则完全采用开放式的坊巷制。金中都城西南部,经钻探发现,这里的东西方向街道大多是一些平行的、等距离的胡同。另外,仍保留在今北京宣武区的故金中都城东部,即宣武门外大街及其东部的一些南北方向的胡同,如椿树胡同、陕西巷等,也是金中都街道的遗迹。这些平行的胡同都是以城市的主干道为轴线在两旁排列的。金中都的城市布局,混合着坊巷和坊两种新老格局,这是在当时中国南北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由封建社会中期向后期的过渡。商铺和居住区混杂在一起,这表明封建社会前期封闭的坊里制度至此已经彻底瓦解。但是旧的市墙、市门也并没有拆除,只不过是徒具形式,工商业的经营已不受"市"这一固定封闭范围的约束。中国城市建筑的布局由封闭的坊里制度变成开放的坊巷制度。元明时期中国城市的布局已经基本固定化了。
    可是建制城市却不然。建制城市是指城市行政建制,亦即城市行政区划与管理制度,以城市拥有明确的行政界线、市域范围和职能完善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为标志。这种拥有明确的行政界线和专门行政管理机构并实行独立行政管理的城市,才是建制城市。中国古代城市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在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城市并不是独立管理的。质言之,当时的城市并没有实行独立的行政管理。例如汉唐时期的都城长安都设有京兆尹,但京兆尹并不是长安城的专门主官。当时京兆尹的官秩和郡守相同,辖长安以下十二县,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 都水、铁官两令丞。唐代,设雍州牧为长安的屏障,一般都是以亲王为州牧,下有长史。后来改长史为京兆尹,其机构称京兆府。京兆府下辖长安、万年两京县及畿县。总而言之,这时的城市管理都没有独立的机构,城市和周围郊区的管理都由京县一以贯之,京兆尹既管理城市又管理属县。次一级的府州县也是如此,各个城市只不过是各级政府机构的驻在地,即所谓治所,其主官知府、知州、知县等不是单独这个城市(城镇)的主官,而是这个行政区域的主官。当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开始从周围的农村剥离出来,于是便出现建制城市。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建制城市,在学术界还是一个有不同看法的问题。作者认为城市建制是城市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由个案建制城市出现发展为城市群体或城市体系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首先是城市从区域行政区划中分离出来,完成城市全面管理的过程即建制城市出现;进而在一定地域空间或国家形成不同等级规模和职能分工、联系紧密、分布有序的城市群体,这就是城市体系。它是在自然、经济、社会、交通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历史形成并处于发展中的动态系统。
    作者认为在城市管理制度上,宋代以拥有专门行政管理机构府属都厢为标志,出现了个案建制城市。宋代由封闭的坊里制到开放的坊巷制的城市革命打破了旧的城市布局,城市商业的发展,打破了城市坊墙的限制,商人纳税开设铺店形成了新的商业街道与市场,出现了商业与居民区混杂交错的现象。在城市内部区划上出现了厢、坊、街、巷管理制度。北宋、南宋之际,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开放的街巷和临街的商铺代替了封闭的坊市,称之为坊巷。由此坊巷制代替了坊市制。北宋政府为了管理开放的坊巷,设置了"厢"一级机构。《宋会要辑稿o 方域一》载: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 年) 十一月,"诏改京城内外坊名,旧城内左第一厢二十坊……第二厢十六坊……右第一厢八坊……第二厢二坊……新城内,城内城东厢九坊……城西厢二十六坊……城南厢二十坊……城北厢二十坊"。由此坊巷制又发展为厢坊制。"厢"有厢使等官和小吏,维护辖区数坊内的治安、防火、防盗等事项。《宋史•职官志六》记载: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知府事钱勰上言:都城开封城内,在神宗熙宁之世于旧城内设左、右厢,分管东、西两城;哲宗元祐元年(1086 年)复在新城内增置左、右两厢,以后废,"今请复置"。他这里记错了,把宋开封设厢的年代推后了,把开国时期至道年间的事情说成是熙宁时期的事了。但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到,新城内的厢制曾一度罢废,到哲宗时才又恢复。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厢"一级机构在开封城外设置。当时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商贾、工匠和从事服务业的劳动者。城内居住不下,就在城外靠近城门处居住下来,形成新的居民点,也就是后世的所谓"关厢"。"关厢"一词虽然出现在元代曲剧家关汉卿的杂剧中,但其社会现象的实际出现是在两宋时期。《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北宋政府鉴于"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是由附京的京县县尉管理,现在事务繁杂,形同一个单独的乡邑,于是在新城城外设置"城外八厢","特置厢使",由开封府管领。
    赵宋王朝最终受金朝武力颠覆,被迫将都城从开封南迁到浙江杭州,称临安,史称南宋。南宋政权在临安也是实行的北宋开封的制度。南宋前期孝宗时的《乾道临安志》记载:绍兴十一年(1141 年)因临安城外"人烟繁盛,各比一邑",于是置南、北两厢,又分设左、右厢,共计4 厢。城内则置"在城八厢"即"宫城、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右四"。南宋后期理宗时的《淳佑临安志》记载:由于城市人口的扩充,这时临安城内已经增加到9 厢,原来的左一厢又分为南、北两厢;城外仍然是城南左、城北左、城西、城东4 厢。南宋临安城内外总计设置13 厢,其中相当于后世关厢的是城外4 厢。
    如前所述,两宋政府之所以先后在开封、临安(今杭州市)设置"厢"一级机构,就是因为在这些原属附郭京县管理的地域聚居了大量商贾、工匠和其他以服务于城市为生的外来人口,以致于不得不单独设置"厢"一级行政机构加以管理。"厢"在宋朝本来是军事单位,用在民间基层管理机构上体现了其最初的强制色彩。这些城外的居民点大多靠近城门,也就是后世的关厢。关厢的出现,一方面是城市坊市制的瓦解,一方面是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和商业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关厢的居民除少数是在荒年逃难到京城求生,以后滞留京城的灾民外,大多数是来自各地的商贾、工匠和餐饮等服务业人员,以及从城市中迁出的下层市民。如乾道年间,楼钥随南宋使节出使金朝时,其于《北行日录》中记述到虹县(今安徽泗县)"城门不容车,乘马入驿,市井多在城外"。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晚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元祐七年(1092 年)苏东坡在向朝廷请求罢免宿州(今安徽宿县)扩展城郭工役时说:"宿州,自唐以来,罗城(按,即指州城外城墙)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年,人户安堵……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岂可一一展筑外城?"
    与北宋同时并隔界河(今拒马河)而治的北方契丹辽政权,其城市管理中也开始出现了建制城市的个案。契丹是渔猎民族,其取得政权以后,统治的方式也是采取辽帝以四时捺钵的方式统治全土,政治中心本无定处,而以皇帐临时所在地为统治中心。辽朝虽然也设立了五处都城即辽太宗以皇都为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升幽州(今北京)为南京,改原南京为东京(今辽宁辽阳),辽圣宗又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附近),辽兴宗升云州(今山西大同)为西京,但均为陪都性质。辽五京中的诸京警巡院是独立的城市行政实体。《辽史•兴宗纪》载,至重熙十三年(1044 年)三月,"置契丹警巡院"。 警巡院与京府所属京县、县皆属于京府,形成辽代五京府行政管理系统。作者认为,尽管宋代只有东京(今河南开封)和临安(今浙江杭州)两个建制城市,辽代则有上京、东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建制城市,但它却标志了中国古代建制城市的出现。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女真族兴起于东北,大军南下灭辽,进而逼北宋南迁,一举占领了黄淮以北地区。赵宋政权几迁之后终于落脚临安(今浙江杭州)。金朝行政区划分路府、州、县三级制,相应形成了不同行政等级和户口规模的城市,按城市行政建制与等级规模也划分为三级,即警巡院城市、录事司城市和司候司城市。其中六京府置有警巡院;十三个总管府和所辖诸府节镇置有录事司;防刺州则置有司候司。
    金朝置有警巡院行政机构的只有中都(今北京)、上京(今黑龙江阿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附近)、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河南开封)六个京城。《金史•百官志》记载:"诸京警巡院,使一员,正六品,掌平理狱讼,警察别部,总判院事。副一员,从七品,掌警巡之事。判官二员,正九品,掌检稽失,签判院事。"城市社区则有警巡院所属( 厢隅) 坊巷管理。
    录事司城市66 个,都是诸府节镇所在的城市。诸府节镇城市中设有录事司和兵马司或都军司,共同管理府镇城市,前者管民事,后者掌军事巡捕。城市录事司、附郭县和县平行隶属于府镇。由此可见,府镇录事司城市在金代的重要地位。录事司城市,作为金朝诸府节镇行政区划的治所,是府镇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对于金朝国家属于中等城市,又是府镇行政区域的中心城市。
    在诸府节镇城市之下的就是防御州、刺史州城市,概称防刺州城市。防刺州皆设司候司,故称为司候司城市。据《金史•地理志》,金朝本有防御州22、刺史州73,金章宗泰和以后尽升军为防御州或刺史州,所以后来总计有112 个防刺州。其属下除传统的附郭县和县外,还置设司候司。作为金朝的一项官制,按《金史》,诸防刺州治所城市,均置有司候司。只要建置了防刺州,就在治所城市置设司候司,如明昌三年(1192 年),抚州复置刺史,翌年,即置设了司候司。作为金代官制,诸防刺州司候司,置"司候一员,正九品。司判一员,从九品。司吏、公使七人",形成城市管理机构。此外,诸防刺州,置"军辖一员,掌同都军,兼巡捕,仍与司候同管城壁,军典二人"。在诸防刺州以下同时设置了司候司与军辖,分别管理城市民事和军事。诸防刺州下,管理城市民事的司候司,与属县和附郭县平行地隶属于防刺州。
    我们看到,金代出现了三个层次的建制城市,初步具有建制城市的体系。
    元朝创建的行省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也是一级行政区,同时保留了宋、金时代的路、府、州、县地方行政机构和相应的行政区。在拥有一定规模的行省和路府治所建置了城市行政机构。除大都、上都等警巡院建制城市外还有诸府录事司建制城市,共同形成了完善的城市体系。元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省、路( 府)、州、县四级制。在《元史•百官志》和《元史•地理志》中,明确记载城市行政机构警巡院和录事司,把建制城市分为两级。
    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元朝确立了上都和大都(今北京)的两京制,而以大都为京师。元朝在两京设置了警巡院,大都是2-5 个,上都是1 个。警巡院机构的设置数量主要是根据当地城市的人口。忽必烈至元初年置诸路总管府即所谓路府,置达鲁花赤,总管以下治民事路政,兼管劝农事。路府治所城市则置"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中统二年(1261 年),诏验民户,定为员数。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二千户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二十年(1283 年),置达鲁花赤一员,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盗之事,典史一员。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归之倚郭县。在两京,则为警巡院。独杭州置四司,后省为左右两司"。这一条文献反映了录事司如下几个方面的历史信息:(1) 在路府治所城市设录事司,秩正八品;(2) 设置标准在于城市民户多少,城市民少则不置司;(3) 职责在于"掌城中户民之事",与管理城外乡镇居民的州县一样是亲民行政机构;(4) 机构由达鲁花赤、录事、判官、典史及司吏组成;(5) 若治所城市不置录事司、省司候,城市管理则归之倚郭县;(6) 录事司与两京警巡院相类似;(7) 至元二十年,置录事司达鲁花赤一员应属普遍设置,而至元三年(1266 年)定随路府州县官员职田,"录事司达鲁花赤三顷",这时达鲁花赤的设置当尚不普遍;(8) 城市规模较大,则可以同时建置几个录事司。
    在元朝"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广大版图上,先后在127 个路、府、州治所城市建置了管理民事、治安的专门行政机构录事司,即出现了127 个录事司建制城市。127 个录事司城市和两都警巡院城市一起形成了以大都为首位城市、上都及杭州等为次首位城市的全国性完善的古代城市体系。同时,在各省区,各路、府形成了区域性城市体系。
    作者描绘出的中国古代建制城市成长的轨迹就是:第一,城市社会由唐代的坊市制转变为宋代的厢坊制;第二,宋代、辽代出现了个案建制城市,即拥有确定的行政区域和专门行政机构并实行独立行政管理的城市;第三,金、元时期形成了古代城市体系,即拥有不同等级和规模、职能分工、联系密切、分布有序的城市有机联系的体系。这些方面的变化无疑是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的问题。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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