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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物局修志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时间:2013-7-24 11: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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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惕 冰

    盛世修志,以志资政,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一贯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初期,1980 年国务院正式启动地方志编纂工作,1984 年成立中国方志领导小组。1986 年9月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设筹备小组,1988 年10 月正式成立。由市长任主任,各部委办负责人任委员。1992 年4 月1 日至4 日,北京市志办举办第二期志书主编研讨班,分派北京市文物局的任务是在1993 年12 月底交出《北京志o 文物志》概述8000 字、正文30 万字。我局派人出席了这次研讨班。4 月10 日孔繁峙副局长在报告上批示"在近期内召开编委会议"。6 月17 日,北京市文物局宣布《北京志o文物志》编委会人员名单及总编室人员名单。6 月22 日王金鲁局长主持召开了编委会成立会议。我局修志工作正式启动,并由孔繁峙副局长领导此项工作。
    从此,在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北京市文物局的领导下,《北京文物志》等志书第一轮修志工作从1992 年启动,至2009 年圆满完成,历时17 年。完成志书共计五部,即《北京志o 文物卷o 文物志》、《北京志o 文物卷o 博物馆志》、《北京志o世界文化遗产卷o 周口店遗址志》、《北京志o 世界文化遗产卷o 故宫志》、《北京志o 世界文化遗产卷o 长城志》(图一)。平均3 年一部志书,文字达330 余万字。市志办认为,由一个总编室连续编辑五部志书,在全市的修志单位中应属首例。此外,还承担了整理文物系统史志资料、档案资料,记录北京文博事业发展历程的任务,于1994 年和2007 年分别出版了《北京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49-2006)》上下册;为国家文物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49-1999)》提供资料;为《北京文物百科全书》提供了资料并审稿。

图一 北京市文物局首轮修志编纂的五部志书

    一、北京市文物局第一轮修志的基本经验
    1. 根据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及政治文化中心的特点,确定专志的分册和框架。
    如上所述,修志的任务与成果,均已超出原定范围,并开创新意。其工作的艰巨性在于无先例可循,要根据北京文博工作的特点,厘定其篇章结构。修志工作启动之初,所见各省市文物志的结构是:分类列述和著录文物精品占志书内容的绝大部分,末尾简述该省市博物馆情况及文物博物馆工作概况;国家文物局所编著《中国博物馆志》则分类介绍全国各省市博物馆情况,至于博物馆事业只在概述中简单叙述。截至2000 年,北京市有文保单位990 余处(其中国家级98 处、市级224 处、区县级670余处),文物约200 余万件,又分不可移动文物与传世文物。新中国在文物普查、规划保护、立法等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此文物、博物馆事业,理所当然地应当入志。
    在五部志书中,如何处理保护与管理工作在全书中的比重,我们为突出这部分内容,设置的篇幅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又因《北京文物志》涵盖不了《北京博物馆志》,更涵盖不了"世界文化遗产",因而《博物馆志》、《周口店遗址志》、《故宫志》与《长城志》各立专志成册。
    2. 著录涵盖面的全面与侧重,每部志书应设哪些篇章节问题。由于首都的特点,文物、博物馆著录的范围不应只是北京市文物局所直接管辖的范围,而是面向北京地区的所有文物与博物馆,又由于它们的主管单位涉及中央、军委、宗教、园林、建筑等,管理比较分散,以《长城志》为例,是单单著录北京地区的长城段,还是兼顾全国长城的著录,如若兼顾,势必增加著录、采编的难度。我局的做法是尽可能在广泛而又深入的原则上开展工作,但又有所取舍,例如《长城志》重点在著录北京地区明代的长城,又对全国长城与历代长城有所著述。又例如《北京文物志》中对北京的胡同、会馆、名人故居,只能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地区,在综述的基础上加以著录,全面著录则是《北京胡同志》的任务。馆藏传世文物,也只能有选择的分类著录,列入《博物馆志》中。
    3. 既要遵守修志的原则,又要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变通,才能保证专志的特色。志书有志书的体例,与史书不同,与个人学术著作更不同,它要保持客观的表述与资料的可靠性,因此一般不作评论,特别是第一人称的主观评论。志书规定"生不入志",以事系人,但在《周口店遗址志》中,不仅有专家入志,而且有外籍专家入志;在《故宫志》中,不仅有帝王将相入志,而且有后妃、太监入志。志书一般不列"大事记",而《故宫志》、《长城志》都列有不少篇幅的明、清两代的大事记。再如修志的上下限,《文物志》上至旧石器时代,其它各志下限也各不相同,以上都曾请示市志办,得到领导部门主审的同意,实践的效果是不错的。《故宫志》卷名"世界文化遗产卷",参与主持修纂的故宫方面曾提出只著录故宫明清建筑。我局提出要有故宫博物院的篇章,也得到故宫的认同。
    4. 文献与实地调查资料并重,专家与基层单位并重。文物历史悠久,流传有序。一般都有文献可查考。文献与实录的应用是不可缺乏的,但要有慎重的选择,甚至不可忽视小至标点符号。例如,供稿中有不加引号的国朝、十分琐碎的妃嫔名录应加删除。由于文献资料不尽可靠,现代和当代文物、博物馆部门经实地调查积累的资料无疑是录著的基本资料,尽管它不是十分精确(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也是现有的和某一历史阶段的调查资料。文物、博物馆部门的专家学者,是修志工作必须依靠的对象,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不能保证志书的质量,甚至不能出版。《周口店遗址志》特约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森水撰稿,《长城志》请罗哲文先生撰写概述,《故宫志》请故宫博物院原图书馆馆长万依组织故宫各方面专家撰稿,都是明证。另外,局属单位、区县文管所,以至局机关的档案室、资料室,还有市文化、规划、档案、宗教、园林部门都为各部志书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长城博物馆供稿最多。
    二、五部志书及《纪事》任务的基本保证
    1. 北京市志办和北京市文物局的重视和坚强领导。修志任务下达后,即得到市文物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作为编委会的主任、副主任,王金鲁、单霁翔、梅宁华、孔繁峙等局级领导都亲自主持召开过编委会,将修志任务落实到局机关各处室、各局属单位及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北京博物馆学会,这就为志书的征稿工作打开了局面,得到市文物局机关各处室、各下属单位、各区县文委及北京地区文博系统其它单位的鼎力支持和热情供稿,局领导还对修志班子的建立,人力、物力的供应及办公地点做过多次批示与安排,落实"一纳入"、"五到位",即"把修志工作纳入发展计划和各级行政任务之中","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到1998 年,局领导已四次召开有关修志的会议。王金鲁局长曾提出"修志工作要与职称评定挂钩"以保证质量、促进进度。1993 年4 月26 日,孔局长曾专程带领修志班子赴北京市文物商店布置撰写文物商业志稿任务,1998 年又亲自主持《长城志》编纂工作。
    作为领导部门,《北京志》主编王立行、段柄仁,副主编王铁鹏、赵庚奇,市志办副主任王春柱和责任审稿刘孝存同志对我局修志的工作十分重视,帮助我局修志班子把好政治关与业务关。特别是在志书的体例与篇章结构上,多次作了指导与商定。《世界文化遗产卷》的创意就是王立行同志提出的,1998 年4 月3 日他与赵庚奇来局会晤局长梅宁华、副局长孔繁峙,首次提出将《周口店遗址志》、《故宫志》、《长城志》等从《北京志o 文物卷o 文物志》中分出,单独撰写专志,不要受文字与篇幅的限制。市志办还提出要求,五部志书要增加随文图,而在彩版中不必像区县志那样添加领导人视察工作的照片。这不仅使得志书图文并茂,而且使配图工作更加精炼。
    2. 要有一个固定的、得力敬业的修志班子。市文物局的修志班子《北京志o 文物志》总编室是1992 年6 月17 日成立的,设主编一人,副主编二人,美编及办公室成员共七人,主编、副主编及美编均为离退休返聘,办公室人员则为在职人员,编制上不算局里行政机构,挂靠在局资料中心,由在职的主任和一位副局长主管。总编同志虽然年龄偏高,但都是在文博岗位上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事实证明这个班子是团结的、敬业的,勇于克服困难,被市志办称为"自讨苦吃的修志班子"。他们不论严寒酷暑、风晴雨雪,甚至"非典"期间,有病有伤,都坚持到岗,审稿改稿,保持与专家及有关单位的联系,对修志专家傅振伦、史地专家侯仁之、古人类学专家贾兰坡等经常拜访请教。正是这种勤恳工作、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保证了志书的质量,超额完成了修志任务。
    三、北京市文物局第一轮修志的成果
    1. 五部志书是新中国建立后首次出版问世的地方志专业志书,具有北京作为首都、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图文并茂,不少珍贵史料,如北京勘察设计研究院俞美尔同志绘制的明长城北京段走向图、周口店遗址的新发现等,属第一次发表,不仅填补了有关志书的空白,而且能启迪今后续修的方向。
    《周口店遗址志》,2003 年8 月18日出版,文字45 万,图版103 幅,随文图230 幅;《故宫志》,2005 年10 月10日出版,文字85 万,图版48 幅,随文图229 幅;《文物志》,2006 年6 月14 日出版,文字88 万,图版56 幅,随文图332 幅;《博物馆志》,2006 年6 月5 日出版,文字53万,图版60 幅,随文图176 幅;《长城志》,2009 年4 月出版,文字58 万,图版136 幅(彩图57 幅,黑白图79 幅),随文图145 幅。以上共计文字330 万,图版403 幅,随文图1112 幅。
    2.《北京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49-2006)》是总编室整理文物系统史志资料、档案资料而成,记录了北京文博事业近60年的发展历程,孔繁峙局长曾于2001 年3月7 日批示,认为应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此项工作肇始于1984 年我局赵学勤与韩锐同志参加的《当代中国的北京》的编纂工作,曾有乔红等19 位同志参加提供卡片与条目工作,1993 年宋惕冰受国家文物局党史办之聘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49-1999)》常务编委,借鉴其体例(编年)、书名,增加考古发掘条目汇编而成,于1994 年12 月出版上册(1949-1978),后又于2007 年11 月出版下册(1979-2006),共计文字约45 万。
    3.《北京文物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地域文物资源及保护状况的主题百科全书。首由《北京志》主编段柄仁倡议,经梅宁华局长批准,由北京市文物局主持进行编纂。段柄仁、张展同志分任主编、副主编,宋惕冰任特约编辑。全书790 个条目,约120 万字,图片900 余幅,2007年由京华出版社出版。
    基于以上工作成果,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志o 文物志》修志集体与个人多次获得全国、北京市方志系统及文博系统的各项荣誉。1997 年6 月15 日,北京市志办召开表彰先进单位与个人大会,我局《北京文物志》主编获先进个人表彰证书,2005年11 月,文物志总编室获得北京市人事局和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共同颁发的"先进工作集体"称号,主编、副主编分别获得"全国方志先进工作者"与"北京市方志先进工作者"奖状。
    2008 年6 月14 日,在第三次文化遗产日的颁奖会上,市文物局"文物志总编室"获"北京市文物保护先进集体"奖牌。
    四、修志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北京市文物局修志工作虽然取得了第一轮修志的阶段性成果,但尚存在以下问题。
    1. 各部志书的内容还有待补充和完善,限于档案与调查资料的不足,不免出现畸轻畸重的缺点,文物精品的著录,难免挂一漏万。
    2."文革"后落实查抄清退文物工作历时10 余年,其工作量与影响都不小,包括清退档案、林彪"四人帮"非法拿走文物图书的调查材料均未入志。再如,北京作为中国文物出口鉴定四大口岸之一,历年来所做文物出口鉴定工作成绩很大,亦未入志。
    3. 古籍善本图书应列为国家珍藏典籍,因管理分散,收集资料困难,亦未入志,与此项工作有关以及文物鉴定专家的贡献亦未能入志,付诸阙如。
    4. 中国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大奇迹,中外瞩目,是举世公认的人类伟大工程,新一轮的调查研究工作刚刚开始,因此,今版《长城志》数据资料,如长城长度、关城、敌楼、城堡等的统计数字,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于续修中厘定,做到更加准确。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志》原总编室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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