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耤田与粢盛—从皇帝的“一亩三分地”说起

时间:2011-9-29 15: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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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先农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享先农并举行亲耕田典礼的地方,这里有一块面积为一亩三分的天子亲耕田地,称为“田”,俗称“皇帝的一亩三分地”。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典章制度发展最完备的时期,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发展的至臻完善也因为精神意蕴的极度追求而在形式和内容上与早期相类的活动产生剥离,比如田和耕礼。本文拟从北京先农坛内的田说起,求溯其见诸记载的早期阶段,旨在通过田与早期“社”崇拜的关联来分析先秦时期的田礼用来祈社以期粢盛的象征意义;通过田与粢盛供给、改元大赦的记载,看到事天地诸神、祈国家农桑、宣政本教化的现实意义;通过田与先农祭祀、皇帝亲耕看到其巨大精神诉求背后的真实存在等等,说明田历经千载的保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这种稳定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强大根基。

    一、田与社祀

    “ ”通“藉”,《史记》中又作“籍田”,《汉书》、《旧唐书》等作“藉田”,明清以后多写作“ 田”,今天也一般写作“ 田”。《说文解字》解释“ ”:“帝籍千亩,古者
使民如借,故谓之。”① 田实际是天子的祖宗产业,因此在井田制度下又称“公田”。《周礼》有注:“古之王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盖其义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庙亲致其孝也,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勤则不匮也,三曰闻之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无逸也。”②而天子又是如何能“使民如借”呢?这就要借助敬天祭神的“ 田礼”了,即天子扶犁亲耕的礼仪。田礼恰如劳作之前的仪式,这一番跪拜颂歌与耕作演示既是做给神看,也是做给人看,从而达到“借民”以完成千亩劳作的目的。

    早期的“ 田”与“社”有密切的联系。在先秦时期的社会生活中,社崇拜和祖先崇拜一样普遍存在,而社祭祀也成为那一时期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孔子在评价社祭祀的作用时曾说:“明乎郊社之义,常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③由社崇拜和社祭祀流变而来的社稷也逐渐成为国家的象征。社原为土地神,稷原为五谷神,针对社神与稷神密不可分的关系,詹鄞鑫先生解释说:“土地神与五谷神的密不可分,意味着土地神不是作为领土的象征,而是作为养育万物的母亲大地来崇拜的。由此产生的社稷祭祀,实际是农业自然力的象征。”④正是因为土生万物,稷养万民,社稷合在一起也就形成国家存在的基础。而这一基础的突现却使社稷合祀后,社祀生育万物的功能开始减弱,稷祀繁育五谷的内涵也开始发生演变。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社稷之祀,已更多地成为国家与政权的象征。

    由于“社”出现很早,至迟到夏代已有社祀记载。因史料缺如,对于“社”之功能属性的阐述也纷繁复杂,歧义百出,归纳起来即有国家政权的象征、国家驱除灾异祭祀活动的场所、国家刑罚杀戮祭祀活动的场所、与农业相关的土地神的祭祀场所、生殖崇拜活动的场所等相关内容。⑤在古人看来,动物(包括人)的生殖与植物的生长具有相同的属性,而“生”与“亡”也是生命循环中的两个过程,因此农作物生长、生殖崇拜、刑罚杀戮之间也就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而相关的祭祀活动也就在同一个“社”里举行了。

    在“社”的功能属性中,与农业相关的内容是与田密切相连的。《通典》说:“周制…… ‘王自为立社曰王社’,于籍田立之。按《诗·周颂》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既因籍田,遂以祈社,则是籍田中立之。王亲籍田,所以供粢盛,故因立社以祈之。”⑥这段记载使我们明晰如下问题:1、王社的概念。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载:“王(天子)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天子)自为立社,曰王(天子)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⑦ 2、王社立在田里,春耕田以祈社稷。自为而立的王社与天子为自家而置的田是相一致的,即是周天子在自家田地( 田)上为自家祈福而立王社。至于为天下百姓而立的大社立于何处,在这里不得而知。3、礼的目的是以供粢盛。在这里似可理解为:王亲田,即为祈社,以期粢盛。

    二、田与粢盛

    《左传》中有“粢盛丰备”的记载。阮元校勘记云:“粢亦可作、齐,音咨,祭祀所用之黍稷等谷物。盛音成,祭物之在祭器中者也。粢盛亦同义双音词,借用为祭祀所用谷物之通称。”⑧另有“ 粢丰盛”之言,校勘记“ 同洁。此言为谷则洁清,在器则丰满。”⑨至于用食物敬鬼神的道理,《论衡·讥日篇》中说:“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尝见鬼之饮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见生人有饮食,死为鬼,当能复饮食,感物思亲,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虽非死人,其事之礼,亦与死人同。盖以不见其形,但以生人之礼准况之也。”⑩虽然唯物论者王充言“实者,百祀无鬼,死人无知。…… 祭之无福,不祭无祸。” 但这一段“事死如事生”的理论确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粢盛与牺牲一样,都是礼神的重要祭品,粢盛是否丰洁,关系到对鬼神是否恭敬,更是关系到祈望能否实现。因此粢盛的生产与贮藏的管理历来都是与祭祀密切相关的大事,古代国家设有专门供给粢盛的田和神仓,天子逢春还要到田进行象征性的亲耕。

    随井田制的瓦解,奴隶主专制为封建君主所取代, 田不再被强调为公田,不再“使民如借”,而是严格纳入国家祀典范畴,经汉代独尊儒术始立儒经,理论上确立周制为范式,形式上趋于模式化,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多次提到田活动。《礼记·祭义》有:“昔者天子为藉千亩,冕而朱,躬秉耒;诸侯为藉百亩,冕而青,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为醴酪粢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事天地诸神,祈国家农桑的用意显而易见,天子亲耕意在劝农,如《五经要义》载:“天子藉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藉,蹈也,言亲自蹈覆于田而耕之。”

    在劝课农桑之外,这种活动也兼具向鬼神示敬的祭礼意蕴,如果皇帝不亲耕,就被视为对鬼神不敬。在《后汉书·黄琼传》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顺帝即位以后不行田礼,黄琼以国之大典不宜久废而上疏曰:“自古圣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庙之礼,亲籍田之勤,以先群荫,率劝农功…… 臣闻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坛。先时五日,有协风之应,王即斋宫,飨醴载耒,诚重之也。《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 在黄琼的劝勉下,顺帝惧招神谴,于是遵制行耕礼如故。

    汉代文帝始设田。文帝即位之初,贾谊上《积贮疏》,言积贮为“天下之大命”,“于是上感谊言,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并于前元二年(前178 年)正月丁亥下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这也是最早有确切纪年的皇帝耕礼。此后每年逢春,天子率大臣行田礼躬耕劝农,收获以供宗庙粢盛,成为两汉的定制,也为后世所效仿。《通典》中载:“籍田所收九谷,纳于神仓。以拟粢盛祭五齐三酒。有余穰稿,共牺牲也。” 这说明田所产用途有三:一是用实粢盛;二是用于酿制祭祀用酒;三是供刍牺牲。这可看作是“籍田千亩”以及“种百谷万斛”的实际作用了。

    三、田与改元大赦

    与田礼密切相关的一项仁政是皇帝在亲耕之后往往大赦天下,其记载散见各朝志书,在此仅以北宋为例略加分析。

    北宋一朝,载入正史的田典礼只有四次(散见于史载的天子劝耕与观稼的内容不在此列)。第一次是在太宗赵炅雍熙五年即端拱元年(988 年)正月乙亥。《宋史》记:“藉田之礼,岁不长讲。雍熙四年,始诏以来年正月择日有事于东郊,行藉田礼。”于是就有了赵炅雍熙五年的耕礼以及改元端拱和大赦天下的记载:“御乾元门颁大赦,改元端拱,文武递进官有差。” 据《宋大诏令集》卷第一百三十四收录的《雍熙五年耕藉改端拱元年赦天下制》云:“朕躬临大宝十有三年,翼翼小心,孜孜求理……是以振前王之阙典,修耕藉之盛仪。载陟青坛,肃事接神之礼;躬推黛耜,用恢敦本之风。宁惟奉眷祐于乾坤,兼亦备粢盛于宗庙。…… 於戏!举历代难行之事,已焕鸿猷;辅昌朝不拔之基,良资尽瘁。” 另外,宋初名人王禹的《藉田赋》也是为此次田礼所写的颂歌:“开三面以行惠,宥五刑而审罚。恩流于孝悌力田,德被于雕题辫发。…… 务农桑兮为政本,兴礼节兮崇教资。” 可见,“政本”、“教资”是田礼的大旨,是需要大书特书的。

    大宋王朝见诸正史记载的第二次田礼是在仁宗赵祯明道二年(1033 年)。田礼之后照例颁布了《明道二年藉田赦天下制》,被收录于《宋大诏令集》卷第一百三十四,其文曰:“秩开元之遗事,述端拱之旧章,毖祀先农,亲临帝藉。六卿执耒而陪侍,人士侧肩而耸观。” 在大臣宋祁的《藉田颂》中更有“日华晏温,天心冯豫。奉斗极,御应门。翔鸡树竿,坠鹄宣制。大赉四海,与之更始”的歌颂。

    正史记载的另外两次田礼是在徽宗赵佶在位期间的宣和元年(1119 年)和六年(1124 年)的正月乙亥。记载简略,此不赘述。

    可见,耕礼不仅是天子向神灵传达的一种崇敬,也是向世间表达的一种宽恤,爱民如子的天子情怀与休养生息的太平景象也由此可见一斑。

    四、田与先农

    最早将耕田与祭先农合并一处记载始于汉代。《旧汉仪》载西汉天子的田礼:“春始东耕于藉田,官祀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从,大赐三辅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种百谷万斛,为立藉田仓,置令、丞。谷皆以给祭天地、宗庙、群神之祀,以为粢盛。” 东汉的天子耕仪如《后汉书》所载:“正月始耕。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祀先农,以享。耕时,有司请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种各耰讫,有司告事毕。” 在两汉及其后,也屡有皇帝巡狩期间行耕礼而于京师之外,但通常情况下,田礼在京城的田中举行。

    两汉以来,耕田与祭先农断续见诸记载,时有更张,及至明则辨析过往,再定典仪。据《明史》记载:“洪武元年谕廷臣以来年春举行田礼。于是礼官钱用壬等言:‘汉郑玄谓王社在田之中。唐祝钦明云:先农即社。宋陈祥道谓:社自社,先农自先农。田所祭乃先农,非社也。至享先农与躬耕同日,礼无明文。惟《周语》曰:农正陈礼。而韦昭注云:祭其神为农祈也。至汉以田之日祀先农,而其礼始著。由晋至唐、宋相沿不废。政和间,命有司享先农,止行亲耕之礼。南渡后,复亲祀。元虽议耕,竟不亲行。其祀先农,命有司摄事。今议耕之日,皇帝躬祀先农。礼毕,躬耕田。以仲春择日行事。’从之。” 至于祭享先农与亲耕的关系,似可这样认为:享先农是田礼前不可少的祭典,是田典礼的一个部分,而耕田才是真正的中心内容。因此在明清之前,多是遣官祭享先农,而皇帝行田礼却屡见于史载,直至明清时期,才明确制定祭享与亲耕祀典:“耕之日,皇帝躬祀先农。”

    洪武二年(1369 年)二月,命建先农坛于南京的南郊,在田北,并亲祭。永乐十八年(1420 年),建先农坛于北京,如南京制,石阶九级。东北神仓,东南具服殿,殿前为观耕之所,再南有田,面积为一亩三分。

    五、北京先农坛与“一亩三分地”

    北京先农坛位于永定门内大街西侧,与天坛对称分布于北京城市中轴线南端的东西两侧,这里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先农和行田礼的地方。

    先农坛原名“山川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春明梦余录》载:山川坛“正殿七坛:曰太岁、曰风云雷雨、曰五岳、曰四镇、曰四海、曰四渎、曰钟山之神。两庑从祀六坛,左京畿山川、夏冬月将;右都城隍、春秋月将。…… 坛西南有先农坛,东旗纛庙,坛南田在焉。” 明嘉靖年间于山川坛内建造天神坛、地祇坛,改“山川坛”为“神祇坛”。万历四年(1576 年),改“山川坛”为“先农坛”,清代沿用。

    先农坛自清乾隆十九年(1754 年)进行大规模改建后,即形成现今格局,有太岁殿、先农坛神厨、具服殿观耕台、神仓、庆成宫五组古建筑群。观耕台是皇帝举行耕礼时观耕的地方,现有观耕台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 年)改临时搭建的木构观耕台为固定的琉璃台座,台周饰以黄琉璃瓦,并以汉白玉石栏围绕,装饰华丽。观耕台南即为田一亩三分,是皇帝亲耕之所,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皇帝的一亩三分地”。为何定制一亩三分则说法不一,有两说较为普遍:一说与当时中国行政区划有关,计有十三个行政区划,时称“十三都司”;再说天子田以取象征之义,故取阳数的最小两个,是为一亩三分。

    神仓位于太岁殿东,原为明代旗纛庙,清乾隆时裁撤以建神仓,用以收贮田所获五谷,号称“天下第一仓”。这里所贮米谷供祭祀天地、宗庙、神祇使用。这与古制“以供粢盛”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田亩面积已大大缩小。综上,从古制天子的田千亩以供粢盛到昔日皇帝的一亩三分以示敬农,这期间跨越了数千年。当历史浓缩为一座建筑的记忆,我们还可以透过它而看到更宏阔的历史影像,正如这已不复往昔的田与神仓,向我们昭示的仍然是中华民族以农立国的治国之本和悠久的重农传统,也体现着数千年来农业文明的雄厚积淀与不朽生机。

    ①(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7 年12月,326 页。

    ② 《续汉志集解》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517 页。

    ③(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五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9 月,1927 页。

    ④詹鄞鑫:《神灵与祭祀——治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6 月,182 页。

    ⑤赵玉春:《坛庙建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9 月,76— 78 页。

    ⑥(唐)杜佑撰、王文锦点校:《通典》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88 年12 月,1263 页。

    ⑦《礼记正义》卷五十五,1798 页。⑧⑨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 年10 月,111 页。

    ⑩ (汉)王充撰、陈蒲清点校:《论衡》卷二十四,岳麓书社,2006 年11 月,307 页。

    《礼记正义》卷五十五,1838— 1839 页。(南朝宋)雷次宗撰、钟学汉校:《五经要义》。

    (南朝宋)范晔撰、(晋)司马彪撰: 《后汉书·黄琼列传》,岳麓书社,2008 年3 月,730 页。

    (汉)班固撰、(清)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汉书补注·食货志第四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12 月,1584页。

    《汉书补注·文帝纪第四》,171 页。

    《通典》卷一百八,2810 页。

    《宋史·礼志五》,中华书局,1985 年6月,2489 页。

    《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 年10 月,471、472 页。

    《宋文鉴》卷一,世界书局印行,《四库全书荟要》第477 册,15 页。

    《宋文鉴》卷七十四,《四库全书荟要》第478 册,110 页。

    (南朝宋)范晔撰、(晋)司马彪撰: 《后汉书·礼仪志上》,岳麓书社,2008 年3 月,1152 页。

    《明史·礼志三》,中华书局,1974 年4 月,1271 页。

    《春明梦余录·山川坛》,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0 年6 月,146 页。

(作者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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