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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文具与文人情怀

时间:2011-5-30 9: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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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房用具是中国文人书房中必备的实用器具。然而,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实际情况来看,传统的文房用具,包括笔、墨、纸、砚和一些辅助器具,不仅是古代文人单一地为了表达中国书法、绘画特殊韵味和效果的实用器具,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其文化意义也更加深厚。尤其是当中国人长期以来所钟爱的宝物——玉进入书房之后,这些器具便成为中国文人理想、情感的寄托或是表述,同时也成为文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一、文房用具的发展历程

    文房用具,亦即笔墨纸砚的发明与运用,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代先民不仅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明,创造了难以数计的艺术珍品,而且还创造了无数精美绝伦的文房用具,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厚重的优秀文化遗产。

    中国的书写用具,常以笔、墨、纸、砚四种基本工具为世人所熟悉,并享有“文房四宝”之美誉。从目前出土的文物资料来看,中国的书写用具应当以笔和砚出现最早。虽然西周以前迄今尚未发现毛笔的实物,但从史前发现的彩陶花纹以及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等方面,我们依稀可以寻觅到一些用笔的迹象。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原始部落遗址出土的彩绘陶器上,应是用毛笔之类的器具进行绘画的。东周时期,古人在竹、木简、缣、帛上用毛笔书写文字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了。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毛笔,长沙左家公山15 号战国墓出土的以兔毫制成的毛笔,应该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笔。其后各地还相继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毛笔。尽管这些早期的毛笔在形制上与今日之笔稍有差异,如有的笔毛是被围置在笔杆的一端,再缠以丝线、并髹漆;有的则是将笔杆底端劈成数瓣,将笔毛夹在其间,而后再以细丝线缠束,并髹以漆,但是它们却为日后文房用笔的成熟、发展奠定了基础。


白玉云龙纹笔


清光绪 御制西湖十景墨

    砚也称研,汉代刘熙《释名》曰:“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从功能上讲,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它与毛笔一样,均为古代先民发明使用的书写器具,并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学家曾在陕西省临潼姜寨(仰韶文化,至今5000 年)遗址中发现了一套原始社会先民用以陶器彩绘的工具,其中有一方石砚,砚面微凹,凹处放有一根石质磨杵,砚旁存有数块黑色颜料,很显然,这是古代先民们借助磨杵研磨颜料的器具,这种研磨器也可以说是早期的石砚,在商周时期也时有发现。如商代墓中出土的研磨器臼和杵以及调色用的玉盘等,都属于砚的早期形制。其中调色盘尤其精美,上端的造型是背相对并作站立状的两只凤鸟,钩喙大眼、短翅长尾,长11.8 厘米,宽6.5 厘米。盘为方形,一端平,另外三侧有高起的边框,盘的后面雕饰两只凤鸟,挺胸昂首,生气勃勃,既实用又富有艺术性。出土时盘底满染朱砂,故推测此盘当作调色之用。


清 云蝠笺纸

    就目前资料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文房用具,起源于战国至汉代,唐宋时期渐多,明清之际式样更为丰富,流传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

    汉代,书写用具中的笔、墨以及砚的使用已较为普遍,纸也开始出现。在汉代墓葬中都有实物为证。如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的“白马作”毛笔、广东南越王墓和甘肃武威磨嘴子都出土有丸墨、甘肃天水出土的三足石砚、居延肩水金关出土的古纸等等。特别是汉代毛笔的制作已开始考究,十分注重装饰,“极其华丽矣”,有的已经成为可供观赏的艺术品了。据文献记载,天子所用毛笔的笔杆上不仅镶嵌有珠宝,而且在笔的匣子上亦饰有宝物,价值百金。

    汉初时期的砚,形态依然比较原始,只是一个圆形扁石,一面磨平,另附一块小研石。因为当时的墨尚不成形,所以需要用研石在磨光的砚面上加水,压墨磨成墨汁。东汉以后,由于发明了人工制墨,这种早期带有磨杵或研石形制的器具才逐渐消失。同时,汉代砚的造型也逐渐向多样化方面发展,并采用多种材料来制作,如陶砚、漆砚、铜砚等。目前考古发掘的汉砚中,虽说已出现了圆形、方形等,但仍以三足圆形砚最具代表性。有的砚边或侧面还阴刻鸟兽等花纹,有的还配以扁圆形盖,盖顶有浮雕兼镂空的龙纹、螭纹等。线条粗细、风格古朴。从而使砚的地位逐渐提升并兼有了欣赏的意义。如安徽太和县汉墓出土的双龙三足砚,其盖上圆雕相互缠绕的双龙,龙首高昂,身躯盘绕,形象生动,可谓汉砚中的精品。

    随着汉代人工制墨和造纸术的发明,当时被后人称颂的“文房四宝”已经齐备。东晋时,国家还曾明令以纸取代竹木简。唐宋以后,人工制墨和造纸业便呈现出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局面。

    唐宋时期,在社会经济文化的推动下,书画艺术更进一步向前发展。与此同时,文人学士们对文房书斋用品的需求程度也更为增加,追求佳品,追求雅趣成为当时普遍的风尚。这一时期,文房器具开始增多,除了笔、墨、纸、砚普遍使用外,还出现了造型别致、工艺精湛的笔洗、笔架、印章、镇纸等。其材料除了早期常用的石、陶、瓷外,一些较为贵重的玉石、玛瑙等也列入了使用范畴。

    唐宋时期的制笔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毛笔的制作越发精细,身价也日益高涨。除了笔头用的毛料要认真挑选外,笔杆的材质、工艺也要精心地进行设计、加工、装饰。不仅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而且还更加赏心悦目。特别是当时还分别在宣州(今安徽省宣州市)和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形成了制笔业的中心。根据文献记载,宣州笔和湖州笔在选料和技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不仅使秉笔者运用自如,令文人名士垂青和推崇,而且还成为进奉朝廷的贡品。

    唐宋砚的造型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突破了汉代以圆、方为主的简单形态,并由汉代的圆形三足砚向圆形多足砚发展,时称“辟雍砚”。同时还出现了箕形砚(唐)、抄手砚(宋)、随形砚等。关于“辟雍”一词,则是取自汉太学的一种建筑形式,四面环水砚而居中。

    至于唐宋时期砚的工艺,制作更加考究,倍受推崇。尤其是在砚的选材上,精心甄别,并发现了一批比汉代以前更为优良的砚材新品种。如端石、歙石、洮石、澄泥等。实践证明,由这些材质制成的砚,具有质地坚实,细密滋润,发墨不损毫等特点,所以一经问世,立即得到人们的称颂和赏识,并取代了其他砚石的地位,从此独霸砚坛千余年,价值昂贵,至今不衰。

    端砚:端石产于广东肇庆羚羊峡斧柯山,因唐代属端州故名。据记献,端石的开采始于唐高祖武德年间,距今已有1300 余年的历史了。用端石制成的端砚,从它面世起便受到了文人墨客乃至皇家的垂青,成为历代王公贵族文案上的宝物。身价高贵,非同凡响。同时还因端石自身天生丽质,“如风流学士,竟体润朗”,“如艳妇,千娇百媚”。故赞誉不断,影响至今。


青玉雕梅花砚

    歙砚:歙砚亦称龙尾砚。其石产于今江西省婺源县龙尾山,因此地时属歙州故名。歙砚大约创制于唐开元年间。五代时,已深受人们的钟爱,并成为皇帝赏赐臣属的珍宝。如梁太祖朱温曾赐宰相张文蔚、杨涉、薛贻“龙鳞月砚”各一,龙鳞月砚即为歙砚。至宋代由于歙砚佳品叠出,更引得文人墨客赞美之词连绵不断。如苏东坡“罗细无纹角浪平,半丸犀璧浦云泓”,黄山谷“日辉灿烂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等诗句,都是对歙石纹理颜色之美的推崇颂扬,南宋理宗年间,歙砚更成为每年必须向朝廷进献的贡品。

    洮砚:洮砚的使用起于宋代,制砚的洮石产于甘肃岷县洮河岸边,由于此地原属古洮州故名。从金代元好问《赋泽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砚》诗“旧闻鹦鹉普化石,不数鹈能莹刀。县官岁费六百万,才得此砚来临洮”及小序中,可知北宋年间,朝廷派兵进据洮河流域,战胜吐蕃,随后将洮石作为当地物产进贡于王室,从而才使这种砚材输入中原,因质佳物美,很快得以盛行,成为四大名砚之一。特别是洮石处于深水之底得之不易,故被古人视作无价之宝。

    澄泥砚:澄泥砚系以泥为主,产地颇广,如山西新绛县(古州)、河南灵宝县(古虢州)、山东柘沟镇(古青州)等,多为北方河水沿岸。据文献记载,古代制砚前不仅必须过滤,而且需要严格经过十余道工序,十分艰难而细致。制成后的砚品有长、方、圆、椭圆等造型,质地坚硬细密,色样绚丽多姿,深受世人所爱戴。唐宋以后极为盛行。

    一般来讲,古代文房器具,唐宋以前重于实用,造型大多简单,质朴形拙,实用性强。宋代以后则逐渐由重实用转向实用与观赏兼具,文房用具质精形美,造型生动别致,雕琢精美华丽,至明清,文房用具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各式文房用具种类繁多,奇巧秀丽,不仅具有早期的实用功能,还具有了极强的赏玩性,故又称文玩,艺术价值极高。


双鹿山石笔架

    除了笔、墨、纸、砚之外,值得关注的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专供书写和绘画所需的文房用具,随着贵族官吏、文人雅士审美及功能的需求,又不断地增加了很多的辅助文具。如为了临池挥毫时更加得心应手,出现了臂搁、镇纸、笔掭;为了研磨更加便利净洁,创制了水盂、砚滴、墨床等;为了集藏善用,新增了笔筒、印匣、文具盒等。如浙江衢州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的一批玉文具,就发现有玉山形笔架、水晶山形笔架、白玉荷叶杯、青玉莲苞瓶、白玉兽钮印、兔形镇纸等。其中白玉荷叶杯,浅腹,花口,不宜作饮器,实为文房用具之一种,专家认为是文房用的笔洗。不过,这种枝梗花叶形杯可谓是南宋时期的新器型,它的出现,似与当时花鸟画的成熟与普及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器虽已残损,但其生机盎然,风韵犹存。青玉莲苞瓶,出土时瓶内盛朱色粉末,若其确为辰砂粉,即为批卷所用之硃墨了。故此,该瓶当系莲花苞形硃砂瓶,外出时可系于腰上。白玉兔镇纸,似用一件半圆形的子玉坯因势赋形碾琢而成,其兔之型浑圆,长耳伏于背上,底部平齐整洁,可当作镇纸使用。至于笔架、印章等,均为日后文房用具中不可或缺的品类。

    可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经济文化的繁荣,从隋唐至明清,千姿百态的文房用具组成了一个绚丽多姿、清新雅致,并且深具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具世界。正如朱世力先生所说,明清之际是中国文房用具的鼎盛时期,究其原因,一是皇帝的喜好倡导,推动了文房用具的制作与发展,朝廷的干预,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文人的参与,大批文人名士把他们的知识、理念、情怀、志趣,融入并寄托到了朝夕相伴的文房用具之中,书房文玩被设计得精巧雅致,其材质、工艺充分体现着文人、学士的情趣品味,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房用具的最高水平。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文房用具的文化品质和艺术魅力,使文具从实用品逐渐走向了艺术创作的更高层次。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文房用具,更是历代文具中的精华,成为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官宦书斋案头上不可缺少的器物。


白玉随形梅花笔筒

    二、玉文具与文人的儒雅情怀

    玉器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产品,深具传统文化内涵和儒家思想。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开始用玉石制作具有审美意义的原始人类装饰品时,就表明了人类对于高于生存的精神生活的追求。据目前资料可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的先民们就已把那些原本没有生命的坚硬而冰冷的玉石注入了思想和灵魂,从而在日后不断的发展和创造中,使这些具有了人文观念的玉器作品给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某种秩序、寄托和乐趣,使人们在同一信念和感受中,统一着意志,沟通着思想,培育着同心同德的情操。可以说,中国玉器不但包含着民族的好尚,积累着民族的智慧,寄托着民族的感情,而且也体现着历代文人的哲理思想,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文人、君子的一种道德审美。

    由此可见,中国古人对玉器有着特殊的感情,玉器对中国人来说,也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尤其是中国玉器之所以深入人心并一直延续发展至今,使炎黄子孙爱玉、贵玉的传统经久不衰,其中原因,还是人们所赋予它的种种文化意义。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玉器从为宗教、礼仪服务的功用中开拓了出来,进而发展到为思想教化服务。“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学说即产生于这个时代。从此,玉在传统文化中,成为儒家思想中美德的标志。


白玉蝠纹葫芦式洗

    《礼记•聘义》载:“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傍达,信也;气如长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礼记》借孔子之言,通过对玉自然属性的深入分析,抽绎其外表和本质特征,并与儒家道德观紧密结合,奠定了儒家用玉的理论基础,成为君子为人处世、洁身自爱的标准,同时也给玉器赋予了高尚的道德内涵。

    此后,汉许慎《说文》释玉曰“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之方也。”若将其释译成白话,即“具有湿润的色泽,有如君子的仁德;表里如一,毫不虚假,有如君子的义德;敲击时声音舒扬悦耳,传播到远方,有如君子的智德;宁碎断而不弯曲,有如君子的勇德;切磨的棱角方正而不伤人,有如君子的德。”可见古人极为重视玉的质地与特性。尤其是和田玉中的羊脂白玉,倍受古人的喜爱推崇,长期以来成为品德高尚,心灵纯洁的象征。同时也成为历代文人、君子,借以佩玉、赏玉、用玉等,来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学养情操。

    1、以佩玉显示君子风范

    《礼记•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心无自人也。”由此可见“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已成为古代用玉制度的典型特征。只有佩戴了玉佩,才会使行步举止合于五音的乐声。在门外快步行走时,要合于“采齐”乐章的节拍;在堂上慢步行走时,要合于“肆夏”乐章的旋律;回身行走时应走圆形;转身旁行时,要走方形;前进时要用手轻按住玉佩,后退时要用手微举起玉佩。如此做,玉饰间相互碰撞所发的铿锵之声,才正合于该有的节拍;所以君子乘车时,要倾听车上的鸾铃之音,行走的时候,要倾听佩玉的鸣声;如此一切邪恶的意念,都无法进入君子的心中。同时,这样的步态,还可以使佩玉者端庄、持重、稳健,借以表现出君子的仪态美、风度美、气质美甚至是与玉一样纯正贤德的心灵美。总的来说,战国时的玉组佩,不仅只是用来表示人的身份等级,而且还用来表示人的思想品德,约束人的行为。可见,此时古人已把佩玉同人的精神世界、行为举止、道德修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从战国墓葬出土的遗物看,社会地位越高的贵族所佩戴的组佩串饰越多,质量越精良;社会地位较低的贵族,与之相反。不过有一种特殊的现象是,高级贵族身边的家奴往往也佩有简单的玉佩,如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一些殉人坑中,也随葬有水晶串饰、简单的玉饰等,出土的彩绘木俑衣服上也有由璜、环、珠等组成的玉佩,反映了当时人们尚玉、尚德的一种社会风尚,同时也体现了当时贵族、文人以玉为贵、以玉为荣的审美意识。

    2、以赏玉陶冶心灵情操

    古人除了佩玉之外,上层贵族、文人为了标榜自己的道德情操,通常还用优良的玉质材料,雕琢成各种精美的陈设品,摆放在文房书柜案头,时时品味、把玩、观赏。如我们常见的一些圆雕动物、人物以及花果、瑞兽等,不但寓意吉祥,富有生机,而且琢磨的细腻、精致、简洁、典雅,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质感之美。以物言志,情物交融,每当古人赏玩之时,便情不自禁的把玉器与人的精神世界、道德修养联系了起来,借此来表现和陶冶赏玉者的品格、情操、气质、风度。正如刘凤君先生所说:“中国工艺美术的创作思想,历来重视造型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威化作用,它强调艺术品的政治功能与审美情感的统一,强调感官上的愉快或启发要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中国古代玉器强烈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许多玉器都有着寓意象征性,往往借助于造型、体重、尺寸、色彩或纹饰来象征性地喻示伦理道德和社会等级观念。几乎每一件玉器都代表了一定的政治意义、伦理思想和宗教思想。”

    3、以用玉升华文人境界

    自春秋战国之后,儒家赋予玉器的种种传统道德观念不但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也与中国古代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自隋唐以降,生活用玉逐渐增多,尤其是文房用玉更加绚丽多姿,那些质地温润,工艺精良的笔洗、水盂、笔筒、镇纸等,既实用,又可随时把玩欣赏,并常以玉之美德,培育自身的修养,提升自身的境界。在这里,人们把儒家思想比德于玉,成为君子的道德标准和修身规范,通过这些生活用玉尽情地表现了出来,并将传统美德观念、社会功用及美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使人们在用玉的过程中,可以随时随地激发信念,唤起人们的意识观念和行为,使人们在衣食起居的平凡活动中,在有意和无意的扫视中,依然接受着它的教育,接受着它的熏陶。从此,中国玉器在创作过程中,便始终体现出一种人格美与艺术美自然交融的特性,并常以玉来表现人的一种高尚的精神世界和自我修养的程度。

    中国玉器不但质地优良,而且寓意深远,特别是明清时期,大多作品“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有的反映了古人升仙得道的思想,有的体现了企求再生的观念,但更多的则是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即吉祥的祝福。如大猴背上爬一小猴,寓意为“辈辈封侯”;莲花与鱼合雕在一起,则为“连年有余”。此外那些丰富多彩、饱含吉祥寓意的图案画面,如喜上眉梢、松鹤延年、五福捧寿、五子登科等,更是道出了人们企盼吉祥、憧憬未来的思想感情。当然,明清时期文人雅士的追求、理念、审美,在当时的玉器中,更是屡见不鲜。如代表文人气质、思想的梅、兰、竹、菊以及古诗、辞赋,常是玉器上的装饰内容。在这里它们不仅是一种装饰,也是心灵的写照,同时还流露着美好的愿望和乐观的情绪,具有无言的魅力和一切词句均替代不了的功能。可以说,它带着社会的和声,凝结成谐音、符号、象征等中国特有的吉祥寓意性的艺术语言,使创作者和欣赏者从中得到享受和满足,并跃出造型和画面,进入到一个立体的、更饱满、更充实的世界。

    中国玉器乃至玉文具所引起的美感,并不仅仅来自于形式,其主要的应来自于构成它的特定因素,即人的因素。是人赋予了它种种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内涵,由此才使得天才的艺术大师们把自然美、精神美巧妙地融合为一体,把人文观念与社会功用渗透于玉器之中,把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丰富且淋漓尽致地体现于其所创作的艺术作品里。同时也正是这种比自然物象更生动、更有魅力的人文观念,使古代君子、文人在领略和玩赏中,从心底涌起一股精神,激发比生活更加色彩斑斓的憧憬,诱发出希望和情爱,同时也陶冶和净化着世人的心灵,培育着文人贤哲的高雅情怀。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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