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河挢边

   乾隆对《大典》的费心保护。《四库》修篡官黄寿龄，私自将六册《大典》带回家中，不料被贼偷去。乾隆大为震怒，严令官府缉捕。由于风声太紧，小偷无法脱手，又偷偷将《大典》放到御河挢边。虽然《大典》最终并未丢失，黄寿龄仍受到罚俸禄三年的处分。

一件棉袍

   乾隆以后，被束之高阁的《大典》，无人过问，疏于管理，一些行为不端之徒乘机偷窃。早上进翰林院时，带一件棉袍，包得像两本《大典》大小。晚上离开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将两本《大典》装在包袱中，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有的人竟然偷出了一百多本。

经过洗劫

   经过1860年英法联军的洗劫，到光绪元年（1875年），《大典》已不到五千册。光绪二十年（1894年）， 残存区区八百册了。这些幸存的《大典》在八国联军侵华中也难逃厄运，被用来构筑工事，甚至修成马槽，肆意践踏。可惜斯文。

拿了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力多方搜求《永乐大典》，国内许多公私藏书家慷慨解囊，将珍藏的《大典》贡献国家。1951年，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将下属东方图书馆收藏的二十一册《大典》捐献出来。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捐献了四册。赵元方等着名收藏家也把自己精心收藏的《大典》拿了出来。

先后归还

   五十年代初，流散在国外的《大典》，有一部分也回到了祖国。苏联先后三次归还《大典》六十四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归还了三册。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大典》，由一百一十册，增加到了二百一十六册。据统计，现存于世界各地的《大典》约三百七十册，八百零一十卷，分散在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公私收藏家手中。1959年，中华书局将搜集到的《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1986年，中华书局又将后来查访到的《大典》加上前者共七百九十七卷印刷出版，是现在收集最全的《永乐大典》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