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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国明刀分期研究及相关问题探讨

来源:北京文博 作者:王纪洁 时间:2005-9-1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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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燕国是周朝在北方最重要的封国,是周人政权在燕山地区的延伸。北京房山琉璃河古城址的发掘,证明了《史记·燕召公世家》关于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的记载是可信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产品种类繁多,促使商品生产和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赵国的邯郸、周的洛阳、燕国的蓟、楚国的郢,都是各地商品集散的中心,这些都为货币的流通创造了条件。继三晋地区之后,在燕、赵地区也开始铸行金属货币,这是北方地区社会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获得超前发展的重要标志。

    燕国货币,以明刀为主,由布币、圜钱辅之,与同时期国家相比,燕国的货币形式最全。刀币作为燕国最主要的金属铸币形制,在春秋战国之际及整个战国时期,不仅在燕国的腹地,而且在邻近地区和其文化影响所及地区,都有广泛的分布。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陕西省以至朝鲜半岛南部①、日本九州,甚至琉球那霸均有出土②。认真分析明刀的形制特征、出土地点等,对深入研究燕国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和交通状况,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本文尝试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燕国明刀资料进行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期研究,并对燕国的交通问题进行讨论。
       
    一、分期与各期特征
               

    战国时期,随着商品交换关系在燕国的发展和扩大,燕国的货币金融制度也进行了革新,形体厚大、不易携带的尖首刀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而铸行冠以统一“明”字为面文的刀币。明刀是春秋战国时期刀化中最常见的一种货币形态,有燕、齐、中山之分③。燕国明刀出土最多,动辄以千计,或以万计,它是燕国最重要的货币。

    1类型

    按刀背曲折弧度差异可将明刀分为七式:

    Ⅰ式:一般来说,体形较大,有尖首刀的某些特征,又有“明”字面文,刀尖平钝,明字篆作,刀身弧度数较小,刀身与刀柄连接处成圆折,面的边缘断作隆起状,柄上面背均有二直纹,背文是尖首刀上常铸的数目字或干支字(图1(1)(2))。
    背文  
    一般通长13.5~15厘米,刀首宽1.8~13.9厘米,重15.5~19.5克之间。

    Ⅱ式:形制与Ⅰ式相同,刀首内凹,刀身与刀柄相交处微圆折,明字外笔拉斜长。
    背文等。
    一般重17~19.5克左右(图1(3)(4))。

    Ⅲ式:刀首为斜坡状,刀刃微内凹,“明”字作椭圆形,刀背弯曲弧度小,刀柄面背各有两条直纹,有的直纹延伸至刀身处。背部有文字者居多。
    背文有
    一般通长14厘米左右,刀首宽1.7~1.8厘米,重13~22克不等(图1(5)(6))。

    Ⅳ式:刀背较直,刀柄较之以前变细,明字外笔圆,笔道变短,里笔似斜直笔,字体较小,背面无文字者较少。
    背文 
  一般通长13.7~14.4厘米,刀首宽1.7厘米,环径1.4~1.7厘米,重15~19克左右(图1(7)(8)(9)(10))。

    Ⅴ式:刀背微直,柄面两条直纹都伸入刀身,“明”字外笔变成半圆形弧线,形体从椭圆形向扁圆形发展。
    背面除极少数仍以符号、单字为背文外,大都以“右”、“左”等单字及“右”、“左”字首组成的字组为背文。
    一般通长13.3~13.6厘米,刀首宽1.7厘米,环径1.4厘米,重14.5~20克(图2(1)(2)(3)(4)(5)(6))。

    Ⅵ式:特点是刀身较直,刀柄与刀身相交处已略见方折,刀刃有的有弧度,有的近似直线形,“明”字呈圆形,外笔出现断笔现象。
    背文种类有所增加,除左、右等字组成的字组外,还出现了一些其它的新字,如字占多数。
    一般通长13.3~13.6厘米,刀首宽1.4~1.5厘米,环径在1.3厘米,重15~19克(图2(7)(8))。

    Ⅶ式:整体如磬折形,方折背,直刃,刀首较Ⅵ式坡,绝大多数刀首近直线,“明”字作扁目状。
    背文以“外”字为首组成的字组数量增加,出现了较多的新背文。
    一般通长13.2~13.6厘米,刀首宽1.4~1.5厘米,环径1.3~1.5厘米,重13~19克(图2(9)(10)(11)(12))。

    2分期

    明刀出土数量很大,分布范围很广。但由于多数刀币出土时未经科学发掘,缺乏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文物共存,有的材料发表时还过于简略,因此对其分期断代研究只能凭借一些零星材料。根据以上的明刀型式划分,可知其逻辑顺序:

    Ⅰ式——Ⅱ式——Ⅲ式——Ⅳ式,这四式彼此嬗变关系紧密,可划分为一组;Ⅵ式——Ⅶ式

    演变关系密切,划分为一组;Ⅴ式形制较之Ⅳ与Ⅵ式稍有不同,在此我们把它单划为一组。
    第一组:Ⅰ式、Ⅱ式、Ⅲ式、Ⅳ式
    第二组:Ⅴ式
    第三组:Ⅵ式、Ⅶ式
    由此可得出明刀的年代顺序是:第一组为第一期,第二组为第二期,第三组为第三期,第一组年代要早于第二组和第三组。

    3特征

    (1)第一期:
体形较大,通长13.5~15厘米,重17.8~19.5克,刀尖平钝,呈圆弧状,刀身与刀柄连接处呈圆弧形,柄上面均有二道直线纹,面文作“明”字,第一期明刀一般被人称为圆折刀。背文以尖首刀化的钱文为背文,为干支或数字等。
  背文有

      图1  (1)(2)I式明刀  (3)(4)Ⅱ式明刀  (5)(6)Ⅲ式明刀  (7)(8)(9)(10)Ⅳ式明刀
        
    (2)第二期:

    体形较一期略小,通高12~15厘米,重14~19克,刀尖内凹弧度小,近斜坡状,刀身与刀柄连接处呈圆方折,柄上面有两直纹,连同柄两边成四条平行钱,面文作“明”。第二期背文开始增多,除仍以尖首刀化面文为背文外,出现了“左”、“右”及由“左”、“右”为首组成的字组,其中“右”字及字组占80%多。
    背文字组可分五种形式:
    ①右+数字
    ②右+单字
    ③右+不可识符号
    ④右+单字+符号
    ⑤左+数字
    目前,人们对于左、右等钱文认识不一,一般认为是铸钱场所名称或起编号作用。我们认为明刀背文表示为铸钱场所比较合理,它是一种标识,示与其它地方铸币相区别。第二期开始出现以“左”、“右”为首的字组,说明燕明刀铸造场开始增加,较之第一期的铸造开始系统。由此可见,燕国货币金融体制开始正规化,此时的社会经济开始富足。

    (3)第三期:

    体形略小于前二期,通高124~143厘米,重12~18克,刀尖平直,刀身与刀柄连接处呈明显方折,柄上面均有四条平行线,直穿刀面而至刀背线,面文作,呈圆状,扁目形,背文除“左”、“右”外,新增加“”及“外”等字组,个别仍以尖首刀背文为面文,但极少。

    第三期背文字组有九种形式:
    ①右+数字
    ②右+单字
    ③右+不可识符号
    ④右+数字+单字
    ⑤左+数字
    ⑥左+单字
    ⑦+单字
    ⑧+数字
    ⑨外+单字(数字)

    第三期明刀较之前两期铸造粗糙,如Ⅶ式明刀的流铜现象较多,背文书写开始草率。“”、“外”等新的铸造场增加,说明燕国的货币需求量在此时继续增大,货币流通领域进一步扩大。关于“”字的释读众说纷纭,裘锡圭先生考证其为“中”字,如进一步研究真是“中”字,则可以与“左”、“右”、“外”相称。

    从上述明刀的三期特征来看,它们分别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从它们各期形制、面文书法特点等诸多方面的一致性以及前后刀化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等情况来看,明刀三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承上启下的递嬗关系。从背文来看,到铸行第二期刀币时,背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右”背文的发现,说明这一时期燕国加强了对货币铸造的监督和管理,并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从形制上看,明刀由圆折背→圆方折背→方折背演变,第三期明刀是燕国刀化发展的最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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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铸造年代

    关于明刀的铸行年代,古钱学家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郑家相先生认为,明刀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通行最久最广的货币④。王毓铨先生认为,尖首刀和明刀是“同时期不同地区”铸行的两种货币⑤。彭信威先生对明刀提出了具体的铸行年代及铸行原因。彭氏认为,明刀“大概流通于公元前4世纪末和第3世纪,这是燕国战争比较多的时候,磬折刀大概铸行于公元前第3世纪的后半……”⑥。朱活先生认为,明刀的开始出现,“可以上推到桓(前372~前326年)、文(前361~前332年)到昭王,晚期相当于燕王喜(前254~前222年)”⑦。石永士、王素芳认为明刀最早铸于春秋晚期,方折背刀币铸行于战国中晚期⑧。

    第一期:

    燕国在使用明刀之前发行的是尖首刀。今所发现第一期明刀以河北中北部为最多,北京及辽宁地区以第二、第三期居多。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明刀占各地明刀出土总数的一半多,而且在郎井庄和高陌村还出土了铸造明刀的陶范和泥范,由此证明燕下都是明刀的始铸地。燕下都位于河北易县东南25公里,北依北易水,南临中易水,北、西和西南有山峦环抱,东南面向华北大平原。它是燕国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进取和防御赵、齐的军事重镇。关于燕下都的年代,其发掘者认为始建于春秋晚期⑨。《水经注·易水》所记载的“昔燕文公徙易”中的燕文公应是公元前554~公元前549年在位的燕文公。此时,北方戎狄各部强大,对蓟都构成威胁,为摆脱戎狄包围,燕被迫迁都。公元前541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后⑩,燕国的北部疆域才日趋巩固,故燕下都的营建年代应从文公徙易开始。文公徙易后,并改易为燕下都(11),更不徙都。文公迁都后,不可能一到新地就马上开炉鼓铸明刀,而且在燕下都还出土了众多的尖首刀和尖首刀范,说明文公徙易之后最初一段时间还是以尖首刀为货币行用。

    80年代,在河北灵寿古城出土了一批明刀(12),包括本文中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世本》载: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居顾(今河北定县、唐县一带),桓公徙灵寿。”《史记·赵世家》载:“惠文王三年(公元前296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中山都城灵寿的布局与燕下都有不少相似之处,这应该是受到了燕文化影响的缘故。中山国的明刀仿制于燕明刀,说明燕一期明刀至迟在公元前414年已开始行用。

    综合燕下都的营建年代和中山国的明刀使用情况,我们大致可以认为燕一期明刀始铸于战国早期,一期明刀作为燕国最早的法定货币,一直参与流通,直至燕亡。

    第二期:

    1978年,在易县燕下都第10号遗址,T36清理了H456灰坑,出土了两合刀币范以及其他一些陶器的残片(13),两合刀币范属V式明刀的范模,即我们所划分的第二期刀范。

    根据陶器的排比关系和燕下都陶器的分期,H456号灰坑的时代约在战国中期,或稍早一些,这就为H456号灰坑出土的刀化范提供了时间上的可靠依据。因此,我们将第二期明字刀化的流通时间定为战国中期偏早阶段。此时,燕正处于发愤图强时期。燕王哙即位后,努力振兴燕国。他以身作则,“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湮池台榭,外不毕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苦身以忧民”,“勤身而忧世”(14),“好贤”(15)。他的邻国——中山国的统治者也深切地感觉到他聪明过人,富有统治经验,明于天下事理(16)。因此,韩非曾经非常感慨地说:“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17)在燕王哙的刻苦努力和燕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燕国的实力很快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据《韩非子·说疑》篇记载,当时的燕国出现了“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空前强盛的局面。

    第三期:

    今辽宁、赤峰、吉林等地所出明刀,常以第三期数量居多(18)。吉林辑安(19)、旅顺后牧城驿战国墓等(20),均单独出土第三期明刀。赤峰蜘蛛山(21)、辽阳三道壕(22)等遗址出土的明刀常伴有其它货币,但都是些年代很晚的货币,包括“明化”、“一化”、“半两”、“五铢”等方孔圆钱。经多年来的调查,燕北长城一线多发现有战国时期的铁农具、明刀,其中也以第三期明刀数量居多。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却东胡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那么这条长城是何时开始修建的呢?《史记》并无明确记载,但却说:“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可知秦开是秦舞阳的祖父,荆轲刺秦王是公元前227年,如果向前推三代(60~80年),秦开应是昭王时期的人。是时燕国强盛,与秦开却胡千里,筑长城的史实是相符合的,所以长城修筑的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前3世纪初(23),燕也正是在这以后开始对东北实现有效统治。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这段时间内,这个地区一直是东胡族聚居,考古学上表现为以青铜曲刃剑为主要特征的北方草原文化(24),燕文化遗存发现不多。直到战国中期以后,燕文化遗存才逐渐增多,并且逐步取代东胡遗存。

    天津歇马台遗址出土第三期明刀(25),同出于同一地层的陶壶和北京怀柔县西汉早期墓中陶壶形制接近(26)。燕下都第44号墓出土明刀67枚,其中66枚属本文中的第三期(27),同出的铁戟、铁剑、铜戈、带钩等皆属战国晚期形式。灵寿中山国古城内出土较多的明刀,独不见第三期形制,所以我们认为第三期明刀当在赵灭中山(公元前296年)之后。

    因此,我们推断第三期明刀的始铸时间为战国后期偏早阶段,一直流通到战国末期。此时,燕国通过昭王的大力整顿而“殷富”,士卒乐轶轻战”(28),真可谓是国富民强,商品经济活跃。因而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增大。在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明刀中,第三期数量占76.47%之多(表1)。战国晚期,燕国经济的发展,使明刀铸行量增多,但日趋激烈的兼并战争也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破坏和影响。第三期明刀铸造开始粗糙,背文开始出现潦草作风。
燕下都出土明刀分类统计表(表1)

总数

期别 

 特征

数量 

百分比 

 

 24620

 

 第一期

 圆折背

 275

 1.1

 第二期

 圆方折背

 5518

 22.4

 第三期

 方折背

 18827

 76.5

                   图2  (1)~(6)Ⅴ式明刀  (7)(8)Ⅵ式明刀  (9)~(12)Ⅶ式明刀

    明刀虽以形制差异分为三期,但不能说三种形制不同的刀币可以截然断开,不存在过渡形式。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货币文化,它们之间的演化、发展是前后相关、首尾呼应,交叉进行的。因为货币不同于其它器物,有它的历史沿袭性,所以我们不能排除燕亡后,在秦半两钱进入燕地之前,明刀继续在燕地使用的可能。

    二、从出土情况看燕国的交通

    据我们不完全统计,现已发表的明刀共出土近200起,其中以北京市出土最多,以下依次为河北省、内蒙古、辽宁省、天津市,另外吉林、陕西、山西、河南等省也有出土。现将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各地区出土燕国明刀的地点,列举如下:
    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崇文区、西城区、宣武区、怀柔区、顺义区、通州区、房山区、平谷县、密云县、延庆县、昌平区、大兴区;
    河北省:易县燕下都、石家庄、滦平、承德、沧县、容城县、滦南县、蔚县、兴隆、平山县;
    内蒙古:赤峰、凉城、敖汉旗、包头市;
    辽宁省:抚顺、锦州、鞍山、辽阳、西丰县、朝阳、大连、义县、铁岭、辽中县、瓦房店市、金县;
    天津市:宝坻、静海县;
    吉林省:辑安;
    山西省:山阳、永济、盂县、原平;
    河南省:郑州;
    陕西省:咸阳。
    从以上列举燕国明刀近年来出土的情况看,最多的地点有两处:一处是今北京地区,另一处是河北易县燕下都,这两处都不是普通地点,燕曾先后在这两处建都。这两个地区出土明刀最多,表明燕国货币的流通,是以燕国的都城蓟城和燕下都为中心的,其传播的方向是由此向东、南、西、北延伸,南至河南,西至山西,东至山东,东北至吉林、辽宁,最远可达朝鲜和日本。可以说,当时燕国货币有一个比较广泛的传播范围和交流空间。

    随着燕国商品经济日益增长,贸易范围迅速扩大,在此基础上,交通事业也获得了很大进步。同时,各国间的文化经济往来的频繁,加快了货币的流通,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燕国交通的发展。当时,天下已基本形成了一个交通网,商人在这些要道上往来不绝,打破了战国以前各地区闭塞不通的局面。

    1以北京蓟城为中心,明刀分布状况大体是:
    北部,经昌平、延庆到河北怀来,至张家口,远到内蒙古。
    西北部,走兴隆、承德、滦平,到赤峰一线,到辽宁的凌源、朝阳、西丰县,南下辽东半岛的大连及金县。

    2以河北易县燕下都为中心,其分布状况大体是:
    东分两路,一路由易县经天津的宝坻、静海县至河北省东部的滦南县;一路由易县到北京。
    南分两路,一路走容城、沧县可至齐地,另一路由易县至石家庄可达中原各国。
  西路,由易县至蔚县,至今山西省。
    北路经张家口,至包头,到今内蒙古中部地区。

    从燕明刀出土的分布状况,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燕国的几条主要交通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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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行山南北绵亘千里,耸立于华北平原的西部。太行山东麓,有一条狭长的洪水冲积带,由许多大小不同的扇形地组合而成,其宽度10~15公里不等。这里有丰富的地下水与地表水,矿物质含量丰富,农业相当发达。因此,这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兴起了一连串的城市,形成了南北交通线。司马迁讲到温、轾至邯郸以及邯郸至蓟,辽东间均有商路可以通行(29)。燕下都沿太行山东麓北上,可抵达上都蓟城,北京房山区、丰台区、宣武区等地出土的刀币多与此条线路有关,出土第二、三期明刀较多。从燕下都南下可到石家庄、邯郸,抵达中原各地,这是燕赵之间的重要通道,沧县、容城、石家庄等地出土的明刀均与此线路有关,较多发现第一、二期明刀。这条以易县为中心,北连蓟城,南连邯郸,是贯穿燕国南北的一条重要交通大道,这条线路两侧出土的明刀数量最多,反映了战国时这条交通要道的繁华。《史记·苏秦列传》:“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数十万军军于东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国都矣。”东垣在今河北石家庄市北,国都即燕都蓟。由东垣至燕都蓟,中途要经桑丘(今河北保定市北)、武遂(今河北徐水县西)。齐伐燕曾至于桑丘(30)。武遂以北,易水之上,燕也筑有长城。《水经·易水注》云易水“又东流南经武遂县南,……俗又谓武遂津。津北对长城门。”如果我们对当今这一地区的铁路、公路交通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其与太行山东麓交通线大致吻合。燕境内这条南北交通线的繁荣,与燕国的物产有密切关系。太行山左麓的这段平原地段,适于多种经营。随着农业的发展,到战国时,燕除粮食作物外,还发展了多种经济成分,如枣、栗、蚕丝、麻等。这条线路亦成为这些物品的南北运输线。


                                    图3  燕明刀所反映的交通路线
                                        ·出土地点  

    这条线路北端的中心点是燕都蓟。当时燕都蓟城是一座重要的商业城市,地处南北交通的要道,不仅是连结辽西、辽东、右北平、上谷等郡以及燕下都等中心城市,同时也是与齐、中山、三晋等诸侯国乃至与朝鲜、日本等相连接的重要地区。从蓟城沿太行山东麓南行,可直达中原腹地;向东北穿燕山峡谷沿大凌河道前行,可与东北各族联系;向西北出居庸关,可达内蒙古草原和三晋地区。

    建国以来,北京地区出土明刀数量很多,反映了蓟城与各地的交通和商业贸易的盛况。蓟城是战国时沟通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各地的物资通过蓟城地区互相交流。例如,北方民族生产的名马、牛羊、旃裘、筋角等畜产品,自北而南经燕国而运往内地,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经济生活。而中原及燕地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先进的生产工具,又经蓟城传到各地,促进了那里农业经济的发展。由蓟城往东北行,经今北京市顺义区、怀柔县、密云县(渔阳郡),可至今河北隆化、围场、内蒙古赤峰而抵达东北松辽平原,即燕之辽东郡(今辽阳市东部),再往东可抵达朝鲜半岛。北京的顺义区、怀柔县、密云县,河北省的兴隆、滦平、承德等地出土的明刀均与此线路有关。此线路两侧出土第三期明刀最多,反映了战国晚期燕国对东北的统治。公元前222年,秦灭燕时,即追燕王喜于辽东。这条线路关系着燕的煮盐业。辽东半岛南部的沿海地带盛产盐,随着燕对东北地区的经营,燕的煮盐业更加发达了。史载,“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以当武王之数”(31)。可见,辽东地区是燕国盐业的主要生产地。燕从辽东盐业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可以与楚之“汝、汉之金”,齐之“渠展之盐”的收入相比,说明辽东的煮盐业相当发达。而从蓟城到辽东的这条交通线则理所当然地担当起盐业运输的任务。以蓟城为中心,向西北至北京昌平县,再出南口,过居庸关,是通向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县)的交通要道。由怀来向北,直通内蒙古地区。北京市的海淀区、昌平县、延庆县,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内蒙古的包头市、凉城县出土的明刀皆同这条要道有关。此外,由蓟城沿治水道向西北经北京市的石景山至河北官厅一线亦可至当时的上谷郡,并可达今张家口、内蒙古草原一带,与乌桓、夫余相通。

    沿今燕山南麓经北京市的平谷县、天津市的宝坻县、河北省的丰润县、卢龙县(辽西郡),可至滨海的秦皇岛,是易县蓟城至渤海湾的交通线。北京市的平谷县、天津市的宝坻县、河北省的滦南县出土的明刀与此线路有密切关系,这是燕国渔业的交通命脉。

    太行山南北走向,阻隔了今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交通。但太行山有许多东西间的峡谷,往往成为天然的交通要道,这些横贯东西的径道,把今天的河北省与山西省联系起来。晋郭缘先《述征记》记载了太行八径,即轵关、太行、白、滏口、井、飞狐、蒲阴和军都。在古代,这些径道都起着联络太行山西侧交通线,勾通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作用(32)。由易县燕下都东行,经河北获鹿县即可达山西境内,径之第五经井径即在获鹿县,战国已有此谷(33)。今山西盂县出土的明刀即是由此道而来。井径,地当太行要冲,左探幽冀,右扼雍并,在八径之中是渤海湾西一条十分重要的冀晋通道,自古即为山左右经济往来、文化交融的要枢之区。秦灭赵时,即过井径关。秦始皇统一后巡游,也曾过井径关(34)。由易县经河北蔚县,也可进入山西地区。八径之第六径飞狐径即在蔚县南部,涞源县西北,战国时代邑,是燕境至代地的咽喉。今河北蔚县、山西山阴、大同等地出土的明刀均与飞狐径有关。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通大道……”(35),也应出于飞狐径(36)。这些都说明飞狐径在战国已得到利用。

    在今天山西的山阴县、永济县、原平县都曾出土燕明刀。这是古代太行山以西贯穿南北的一条要道。山西高原上有太原、忻县、大同等盆地,上述几个出土地点都在这几个盆地间连成的南北交通线上。当时它们通过太行山中的径道,与东麓地区相连。这里原属赵地,公元前246年,秦在此设太原郡。

    我们从各地出土燕明刀的分布状况,基本能勾画出战国时期燕国内的几条主要交通路线,以及通往齐、赵等国的要道。这些交通线上出土的明刀为研究燕国的经济、交通提供了一定的线索。从出土明刀地点看,我们认为,当时燕国的交通发展状况极不平衡,即太行山东麓一线繁荣,华北平原的东部地带未得到充分开发。

    结  语

    上述所及,明刀是燕国最重要的法定货币,明刀铸于燕国商品经济最发达时期。总的发展趋势是:刀的长度逐渐变短,刀身由宽逐渐变窄,刀身由圆折背逐渐变为方折背。透过燕国刀币的分期断代,燕国当时的交通状况也一展于眼前,而且,燕国明刀在赵、齐等国范围内亦屡见出土,为我们研究赵、齐的社会经济提供了线索和资料。

    ①藤田亮策:《朝鲜发见四明刀钱と其遗迹》,《史学论丛·京城帝国大学文学会论纂》第七辑,1938年。
    ②桥本增吉:《冲绳县那霸市外城贝家出土四明刀钱に就ぃて》
    ③石永士、石磊:《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④郑家相:《燕刀面文“明”问题》,《文物》1959年第1期。
    ⑤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第84、85页。
    ⑥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⑦朱活:《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
    ⑧石永士、王素芳:《燕国货币的发现与研究》,《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二辑),第38~65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
    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⑩《左传·昭公元年》,见《春秋左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194页。
  (11)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上)》,《文物》,1959年7期。
  (12)河北文物研究所:《河北平上三汲古城调查与墓葬发掘》,《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  (13)石永士、王素芳:《试论“明”字刀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  (14)《战国策》卷二十九。
  (15)(17)《韩非子·说疑》。
  (16)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
  (18)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战国钱币》,《考古》,1984年第2期。《辽宁锦西县召集屯发现战国刀币》,《考古学集刊》2,1982年。
  (19)古兵:《吉林辑安历年出土的古代钱币》,《考古》1964年第2期。
  (20)旅顺博物馆:《旅顺口区后牧城驿战国墓清理》,《考古》1960年第8期。
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  (22)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  (23)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1,文物出版社,1987年。
  (24)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刀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83年第3、4期。
  (25)邢捷:《天津宝坻县出土的燕国货币——明刀》,《经济导报》(香港)1978年第7期。
  (26)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西汉墓葬》,《考古》1962年第5期。
  (27)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
  (28)《史记·燕召公世家》。
  (29)《史记·货殖列传》。
  (30)《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  (31)《管子·轻重甲》《地数》。
  (32)(36)卢云:《战国时期主要陆路交通线初探》,《历史地理研究》1,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  (33)孟繁峰:《曼葭及井径的开通》,《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34)《史记·秦始皇本纪》。
  (35)《史记·赵世家》。
         
    (作者为中国钱币博物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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