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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年代学的新突破

来源:首博资讯 作者:殷玮璋 时间:2004-7-12 17: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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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国家科委(今科技部)组织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多学科协作的方式,开展对夏商周年代的攻关研究。“工程”实施过程中,历史学家将文献中有关三代年代与天象记录的材料作了系统整理,作了可信性研究;天文学家对有关天象记录进行了计算;考古学家从三代遗址的文化分期入手作年代学分析,并采选系列含碳标本供物理学家进行测年;碳十四测年专家在改造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基础上用常规(液闪)和AMS(加速器)法进行测年。经过4年的努力,多学科协作取得了可喜成果,初步建立起夏商周三代的年代框架,并对商后期的部分商王和西周厉王以前诸王的在位年代作了推算,靠单一学科或单一手段无法解决的三代年代问题,终于在多学科协作攻关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依据考古分期采选含碳系列样品所作的碳十四测年与研究,为三代年代框架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显示了不同学科间合作的优越性。

武王克商的年代是划分商周两代的分界,它的解决对三代年代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西汉的刘歆算起,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至少形成了44种不同的结论,最早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1997年我所在陕西长安县马王村发掘的一个探方,发现一组有年代早晚的文化层堆积,依各层包含物可以判定它们分别属先周文化晚期、西周初期、西周早期、西周中期的文化层,其中先周文化晚期与西周初期的文化层中间,没有发现因自然因素形成的地层堆积,表明它们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居民们在此地活动时连续堆积起来的,堆积形成的年代为武王克商前后的一段时间。测年的结果,它们所跨的年代为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

诚然,武王克商的年代仅凭这一组数据尚不足以立论。它作为三代年代中的一环,必须与其他地点、其他时段的年代一致才行。随着河南安阳殷墟文化分期测得的商后期年代系列、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时期的年代系列、山西曲沃天马——曲村的西周年代系列的产生,使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得以检校。由于殷墟文化分期中第四期遗存的年代、琉璃河西周墓葬分期中西周初的年代、天马——曲村遗址西周早期的年代在与上述年代进行对比时,他们之间没有矛盾、衔接一致,从而证明武王克商的年代在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这一范围之内。这一结果比起前面提到的44种说法所跨的112年,明显缩短了许多。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个系统工程,每个朝代的始末都应前后衔接;每个王年的确定也应与文献所记前后的世系相一致。这次按考古分期而进行的碳十四测年所得的年代达到了这一要求,充分反映了这些年代的客观性。

晋侯墓地的8号墓属西周晚期的墓葬,墓中出土刻有“晋侯苏”铭文的青铜编钟,钟上记有“唯王三十又三年……”的纪年。西周晚期诸王中,在位年代超过33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这样,对铭中所记的“唯王三十又三年”是指厉王还是宣王,就必须予以回答。用常规碳十四方法对墓中木炭进行测年,所得的日历年为公元前808年(正负8年),后用AMS方法测年,所得的日历年为公元前830年~前802年,二者的年代一致。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侯苏死于周宣王十六年,即公元前812年。测年结果说明晋侯苏钟所记的33年为厉王之世,这一结果也证明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是可信的。这样就将碳十四测年所得的日历年与公认的历史纪年连接起来,使“工程”目标中规定的解决共和元年以前的夏、商、西周年代的任务,自然地从公元前841年往上追溯和推定。因此,在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这一范围内一旦推定克商之年,就为推定武王至厉王这十个王的在位年奠定了基础。

 武王克商的年代主要是由天文学家依据文献所记克商时的天象记录推算的。著名的利簋记录了武王克商的那一天是甲子日,铭中“岁鼎(贞)克闻夙有商”句,于省吾、张政教授认为“岁”是岁木星,指那天临晨岁星正当其位,即周的星土分野鹑火。天文学家据《国语·周语下》伶州鸠所说“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的天象,作了研究和计算。推算出的结果,为选定武王克商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

这一年代一经确定,使西周时期武王至厉王诸王世的年代的研究,限定在克商年与公元前841年这一范围之内进行。这项工作主要是依据铸刻有年、月、日名干支与纪时词语(习称“月相”)四要素俱全的50余件西周青铜器铭文、结合文献,用天文方法推定的。青铜器由考古学家先认定它们分属早、中、晚期中的位置,然后由天文学家依每件铜器的四要素进行历日推算,排出西周历谱,进而推定诸王世的在位年代。对这些年代的准确性,自不能作绝对化理解,但结合琉璃河西周考古分期测得的年代系列、天马——曲村遗址分期的年代系列进行比对和检验,不难看出是十分接近的。

商后期的年代框架主要靠殷墟文化所分四期的系列含碳样品和甲骨文所分五期中断代明确的卜骨进行碳十四测年结果而建立。由于殷墟的四期文化遗存中有的伴出刻辞甲骨,按甲骨分期可以判断王世,所以殷墟文化所分的四期与甲骨卜辞所分的五期可以对应起来。这样,用文化分期的含碳样品测得年代与刻辞卜骨测得的年代可以相互检验。从现已提供的年代看,二者是不矛盾的,有的还是很接近的。

天文学家对宾组卜辞所记五次月食所作的研究与计算,从另一个角度为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作出了贡献。这一研究是在古文字学家的参予下完成的。古文字学家对这五次月食进行研究,排出次序,然后由天文学家进行计算。得到一组年代后,可推断武丁之世的年代。武丁年代的确定,使商王武丁至周厉王的年代必在公元前1250年~前841年这一范围之内,商后期与西周年代框架由此而得以建立。

商后期武丁至帝辛诸王的在位年,主要是用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的有关材料或文献记载推定的。如帝乙、帝辛的年代是根据黄组卜辞中记录的商王祭祀先王及其配偶的材料,排出周祭祀谱,进而推算王年的。为了验证,天文学家依据这些周祭祀谱作了历日推算。其他王年的推定,因AMS法测定甲骨的工作量很大,测年工作尚未全部完成,还需一些时间进行研究;有些商王在位时间很短,目前AMS法测年的精度恐不能完全解决,还得留待今后去继续研究。

商前期和夏代的年代学研究比起商后期和西周时期的条件要差一些。它缺乏西周年代学研究中可供排比的一批四要素俱全的有铭铜器;也没有商的后期年代学研究中用作排谱的卜辞或直接可供测年的卜骨;甚至文献资料也不如它们丰富。“工程”实施过程中,从夏商时期的文化层堆积中采集了不少含碳样品,经碳十四测年与拟合成日历年后再推定有关年代框架。但夏文化探索工作因缺乏文字等重要物证,目前对夏文化的认识在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没有形成共识;对夏商分界问题,也存在不同看法,无法统一。所以有关夏商分界和夏代起始的年代,只能依据文献中所记商代和夏代的积年,由武王克商年上推、取整估定。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这个年代框架是多学科结合的产物。事实上,参加工程的这些学科,对三代年代的研究与框架的构建,所做的工作比上面介绍的要多得多。例如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的仲康日食,计算的结果对推定夏代年代就很有参考价值。
  
在4年时间内建立的三代年代框架虽然是初步的,但它在年代学研究方面是个重大突破。虽然许多方面还有待补充完善,但因它与以前的历史纪年自然地衔接起来,可信度是很高的。各学科在各自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研究,其结果相互检校、验证,达到了殊途同归的目标。以多学科协作的方式建立三代年代框架和积累的经验,为今后进一步开展中国历史年代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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