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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方志与明史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作者:崇天 时间:2004-7-12 16: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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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史研究,传统悠久,源远流长。这一方面可归因于东亚儒家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又实赖于积存丰厚、卷帙浩繁的古籍文存。其中,春秋战国以至唐宋金元,官修史书乃古史研究史料文献之基础,这已是不争之事实。然而,有明一代以至于清的史学研究,单从史料文献角度上讲,已为之一变。与唐宋不同,明史研究,官修史书已不再是唯一源泉,野史笔记和地方志书等文献,使明史得以从全国的宏观分析转向地方和区域的微观研究,并从此可更深入一步。因此,明史可选择研究课题之多,范围之广,以及研究之繁荣与深入,非其他可比。其中重要之原因,则是有明一代方志学的繁荣及其贡献。

中国的方志虽可上溯到秦汉,但直到元朝,所保存下来的方志屈指可数。方志的大量涌现是在明代,而明代方志的兴起与繁荣,则大大改变(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明史研究的全貌。

从史料文献上讲,明代正德以后大量地方志书,特别是大量县志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明史研究者的研究资源;而且,由于方志本身带有的百科全书性质的编撰体例与内容,涉及到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对外关系等方方面面。使这些方面的专题研究有了新的可依托和深入的资源。如:明代政治制度,特别是地方政治制度及基层乡里组织,这在中央官修史书中只有原则性的记述。但实际上,里甲制只是明代乡里组织的基本组织原则,其具体形式由于中国地广制繁,无论是南北差异或是中原与边地都大不一样。诸如北方的群长制、南方的客长及塘长制,以及明中叶后的保甲制的出现等等,这些在《明史》、《明实录》等史书中是很少或没有记述的。但在县志文献中却大量反映,使研究者可广泛涉猎、归纳分析。而且,也只有广泛地占有这些方志资料之后才能够有根据地对明代的基层乡里组织产生、发展及其演变,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

从研究领域上讲,由于方志的涌现,可选择的课题增多,研究领域大大拓展,区域或专题性研究得以深入。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率先表现:长江三角洲、南北运河等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尤其是那些细致入微,甚至令中国学者感到繁琐的考证与表述,从研究所依据的文献来看,大部分是地方志书所提供的资料。而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从目前研究方面所有创新和已有阶段性成果来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基本上都是从方志资料整理入手,进而取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另外,可以相信,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可以从方志文献中获益。当然,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基本上还处于未开垦阶段。

从研究方法上讲,以往史学研究定性分析多,而定性分析之结果不言而喻,(如波普尔所言)只具有描述与解释的意义,缺乏精确严谨的科学性质。如果有大量数据统计资料作为定量分析、研究的基础,则历史研究方法、手段之更新,必将使史学研究的结果更接近科学。而明代方志在土地、人口、赋税等方面独有的非常真实的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现成数据,只要用心挖掘,就会有惊人的发现。像朝廷官修史书中关于人口和田土的记述的可信性,历来令人头痛;而依据官修史书所得出的结论,如史学前辈名家所做的中国历代人口田土统计中关于明代的论断,相信只要统计相当部分的方志中的记述,似乎就有重新归纳总结的必要,甚为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这方面较为全面而扎实的著作。

  总之,明代方志的大量涌现,改变了明史研究的全貌,使明史研究越来越深入和广泛。而这种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又大大提高了明史研究的水平。现在的问题是明代方志在史料文献上的重要意义尚未被所有“治明史者”所认识;或者说已经有所认识,但尚未被充分地发掘与利用。如明代经济史的著作,对一些区域或专题性质的研究成果,没有被充分地总结与概括进来,这或许可以成为今后明史研究的一个方向:即微观上需要深入的,可以借助方志文献加以深入,宏观上需要综合的,则可以利用微观研究成果概括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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